關於破解“看病難”的思考和建議

此外,本來已被徹底消滅的各種性病(如淋並梅毒)又死灰復燃,並在各地泛濫成災。由外國傳入的愛滋病迅速蔓延,每年感染人數以30%的速度上升。根據最新官方數據,我國愛滋病感染者已達100萬人。既使我們接受這個保守的估計,如果感染人數增長的勢頭不減,到XX年,總感染人數可高達1000萬至XX萬,會再創一個不光彩的世界第一。與那種災難性後果比起來,目前讓人談虎色變的區區幾千例非典型肺炎真可謂是小巫見大巫了。

其它公共衛生問題,如職業病嚴重、精神病發病率上升、自殺率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食品衛生和環境衛生惡化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存在。

改革開放以前,儘管中國經濟的底子很雹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很低,但在公共衛生領域,中國曾經被看作一個非常成功的典範。剛解放時,中國人民的健康指標屬於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國別組。到七十年代末,中國已成為擁有最全面醫療保障體系的國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醫療保劍這使得人均壽命從舊中國的不到40歲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70歲,嬰兒死亡率從195‰降到41‰。直到八十年代,每逢國際組織對各國進行排序,按人均gdp中國的排名雖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則高得多,贏得廣泛的讚譽。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創造了連續二十多年高速增長的奇蹟,科學技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此同時,人均衛生費用大幅上升。在這個背景下,公共衛生事業本應得到更快的發展,但結果卻令人失望。世界衛生組織XX年對全球191個成員國的衛生總體績效進行了排序,中國被排在144位。為什麼經濟底子厚了、科技水平提高了、花錢多了,但公共衛生的狀況卻惡化了?對這個問題,我們早就該反思了。非典的危機警示我們:再不反思,更大的災難隨時可能發生。

中國的公共衛生形勢之所以惡化,衛生部門當然要負一定責任,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

1、對經濟和市場的迷信

對經濟成長的迷信。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本來,這裡”發展”二字的含意是經濟社會全面的進步,絕不僅僅是指經濟成長。但在實際工作中,各級政府往往把”發展是硬道理”理解為”經濟成長是硬道理”;更進一步,

”經濟成長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為了追求經濟儘快增長,其它一切都要讓步,都可以被犧牲,包括生態環境、就業、職工權益、公共衛生。當一些人說希望”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時,他們往往假設只要經濟持續增長、餅越做越大,其它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儘管政府從未公開說過公共衛生不重要,但其財政資源的分配清楚告訴我們,公共衛生不是它關心的重點。

所謂”政府衛生支出”包括兩大塊,一塊是”衛生事業費”,一塊是”衛生基建投資”.政府對衛生工作還有其它項目的支出,但這兩項是大頭,其餘的是小頭。由於實行”放權讓利”的財政包乾制,政府財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劇下降,結果導致衛生支出占gdp比重一路下滑。衛生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狂跌不止,我縣財政的衛生事業費支出更是保持20年不變。20年前政府補貼可滿足全院所有人員11個月開資,而到目前連光給未進社保的退休人員開半年工資都不夠。”一打綱領不如一個行動”,從政府過去20年的財政支出結構看,公共衛生的確一直不是其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