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傳染並流行病具有很強的外部性，會影響到患者以外的很多人，世界各國都是由政府承擔起防疫的責任。防疫人員由政府雇用，防疫資金由財政全額撥付。吃皇糧的防疫系統才會別無旁騖。防疫工作有點像國防。不能因為不打仗就放棄國防。”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一旦有了敵情，平時國防投入的意義就會顯現出來。既使沒有敵情，也不意味著國防投入沒有必要。很可能正是因為國防堅實，敵人才不敢貿然進犯。同樣的道理，日常的防疫工作看起來要花些錢，但這總比疫情爆發後不得不投入巨額資金要合算得多。前些年，我們讓軍隊”忍耐”，大幅消減軍費，結果不得不允許軍隊經商、打野食，搞得部隊松松垮垮。教訓十分慘痛。這次非典結結實實給了我們一個忽視衛生防疫的教訓。
3，衛生保健嚴重不公平
XX年，世界衛生組織對191個會員國的衛生系統分三個方面進行了績效評估。在衛生負擔公平性方面，中國被排列在第188位，即倒數第四位，僅比巴西、緬甸、塞拉里昂稍強，屬於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而一向被我們看作”貧富懸殊極大”的印度卻排名第43位，居世界前列，遠遠超過我國。這對一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說，實在是莫大的恥辱。國內統計數據在很大程度證明世界衛生組織的評估與實際情況基本上是吻合的。我國的衛生保健不平等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階層差距。地區差距和階層差距不必贅述。我們要解決的農民看病難主要需縮小城鄉差距。
解放以前，中國農村缺醫少藥，廣大農民的健康水平十分低下。新中國成立以後，人民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大力發展農村衛生事業，廣泛建立了基層衛生組織，改善了農村的衛生狀況。但是毛主席對進步的幅度並不滿意，他發表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號召”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此後，醫療資源”重城市輕鄉村”的情形得到扭轉。同時大批城市醫療專業人員組成巡回醫療隊奔赴農村，為提高農村基層衛生組織防治疾病水平、培訓赤腳醫生髮揮了很大的作用。1968年底，毛主席又批示推廣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的合作醫療經驗，並很快在全國掀起了舉辦合作醫療的高潮。到1980年，全國農村約有90%的生產大隊（行政村）實行了合作醫療，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於一身的三級（縣、鄉、村）衛生服務網路。這個網路，除了51萬正規醫生外，還擁有146萬不脫產的生產大隊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衛生員、還有63萬多農村接生員。中國農村這次衛生革命基本上實現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的目標，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
八十年代財政實行”分灶吃飯”以後，財政對農村醫療衛生的支持力度進一步被削弱。按照當時分權的財政體制，財政經費逐級下放給盛縣、鄉各級政府自行支配；同時規定，衛生系統的資金由地方財政撥付。由於從上到下各級政府對領導幹部的考核都是看經濟效率方面的業績，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從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再加上地方財政收支捉襟見肘，致使縣鄉兩級在編造預算時，衛生經費往往是能壓縮就壓縮。1994年財政進行分稅制改革後，情況有所改善，但財政對農村衛生服務的支持力度依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