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並不是說，經濟成長一定不會帶來公共福利（包括公共衛生）的改善。當經濟成長的成果為全社會各階層共享時，公共福利當然會得到改善。然而，當經濟成長的成果為某些社會階層獨享時，不管增長的速度有多快，它都不可能改善全社會的公共福利狀況。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早在七十年代就引起了發展研究學者的注意。只可惜，我們在過去二十年里埋頭”一心一意謀發展（實際上是”一心一意謀經濟成長”），把別國慘痛的教訓完全忘到了腦後。經濟成長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更是硬道理。前者只是手段，後者才是目的。手段要服從目的，決不能本末倒置，讓目的服從手段。
對市場的迷信。衛生改革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當時面臨的問題帶有”短缺經濟”的特徵，如”看病難、住院難、手術難”.為了緩解供需矛盾，80年代衛生改革的重點是擴大衛生服務的供給，搞活衛生機構內部的運行機制。為此，政府相繼推出了一系列鼓勵擴大衛生服務供給的政策。如1980年xx批轉衛生部《關於允許個體醫開業行醫問題的請示報告》，1985年xx批轉衛生部《關於衛生工作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1989年xx批轉《關於擴大醫療衛生服務有關問題的意見》。隨著衛生事業規模迅速擴大，醫院裝備質量明顯改善，到八十年代末，城鄉居民看病難、住院難、手術難的問題已基本解決。
九十年代以後，建立市場經濟被確立為改革的目標，醫療衛生事業也逐步被推向市常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分擔機制，使國家不再”包攬過多”；醫療機構改革的重點是調整醫療服務價格體系，建立所謂”合理的補償機制”；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則著眼於引入競爭機制。在所有這些改革背後都有一個未加言明的假設：市場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包括醫療衛生資源。
實際上，這個假設的後半部分是完全錯誤的。在公共衛生領域（即社會全體成員預防疾並增進健康的事業），人們的行為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如為避免醫院的收費，非典患者可能不去就醫，結果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而醫療領域的特徵則是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如醫生給患者開一些不必要的藥、或高價的藥）。既使按照市場經濟的理論，這兩個領域也充滿了”市場失靈”.大多數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之所以避免讓市場力量支配醫療衛生領域，道理就在於此。在已開發國家中，衛生總費用的絕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擔的。政府承擔的份額在70%。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預算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為36%，本來就不高；到1990年，下降到25%；到XX年，下降到14.9%。這意味著，在20年時間裡，政府預算衛生支出比重平均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與此同時，社會支出的份額（公費醫療經費）也從44%下降到24.5%。反過來，居民個人醫療衛生支出的比重節節攀升。從農村說，合作醫療取消之後，農民的醫療費用是100％由個人承擔。換句話說，過去這些年我國衛生總費用的增長主要是由居民個人負擔的。怪不得老百姓覺得醫療衛生的負擔越來越重。
與其它國家進行比較，我們發現，我國的醫療衛生領域恐怕是世界上最市場化的之一。以前，有些人總是以我國是開發中國家來反對政府對醫療衛生”包攬太多”.，這種託詞實際上沒有任何道理。XX年我國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3%，略高於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5%的下限。其中居民個人支出部分占60.6%，而這一比例在已開發國家是27%。既使排除已開發國家，這個比重在其它國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已開發國家。如果世界上最窮的國家都能由政府負擔近六成的醫療衛生費用，經濟欣欣向榮的中國有什麼理由做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