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王榮代市長在網上廣泛徵求市民、網民關於深圳發展的意見和建議，這是30年來深圳之首舉，我等一介市民，期盼之餘，理當為代市長力開深圳民意時代之創舉盡“臣民”之勞。近來，工作之隙，積點滴漏見悄然成篇，謹供參考。
一、不必糾纏城市定位，保持戰略思維更加務實
現在內地不少城市正如當年之深圳，換一屆班子就會搞一個新定位，開一次黨代會一般也會發展一個新定位，“城頭王旗頻換”，可謂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咎其深由，政績使然，功利使然。建市30年來，深圳的城市定位經歷了大大小小不下十次的調整。從政治範疇的經濟特區到綜合城市，到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再到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先鋒城市，直到最新的綜合配套改革方案中賦予的“一區四市”，與此同時，還有一系列的細分城市定位，如國家自主創新城市、視窗城市、文明城市、衛生城市、知識城市、鋼琴之城、圖書館之城、設計之都、動漫之都、時尚之都等，還有如珠三角中心城市、華南中心城市、粵港合作示範區、物流中心、總部經濟聚集區、先行先試示範區等。
放眼世界城市的發展實踐，隨著城市居民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對城市定位做適當調整是必須的，僵化死板的定位自然會壓制城市發展的多樣性。例如英國曼徹斯特始終按照紡織業城市來定位，美國的聖何塞市和尤他市至今仍然追求杏子栽培與加工，頑固地堅持原來的城市定位，使得這些城市原本可以成為出色的經貿中心、矽谷和仿生學集聚的高科技領地等城市發展的大好時機一失再失。但城市定位過於寬泛，變化過於頻繁，對於城市的長遠發展也是有弊無利的。長期以來，由於深圳的區位特點，城市肩負的使命特殊，加上經濟社會發展迅速，城市產業發展的穩定性不夠，城市規劃建設恆常性差，城市表象特徵形式多，導致深圳過於頻繁的城市定位轉換。這種頻繁的定位變化，使得不少人形成了一種習慣思維，認為定位問題事關重大，是核心。殊不知一廂情願、好高騖遠的大定位，遠比不上低調務實地培育城市內生性的自然伸展與自由發展。
謀劃深圳下一個30年的發展，關鍵是要常構戰略思維。概括起來，須謀好“三個局”。
第一個局，是從政治上謀劃下一個30年深圳在百舸爭流的全國城市競爭發展態勢中的地位之局。前30年，就政治優勢而言，深圳憑藉全國經濟特區和計畫單列市的地位，獲得了飛速發展，成為能與京、滬、津、穗等比肩的全國第一方陣城市，也是一段時期內中國新型價值觀、新型城市發展模式的代名詞。但進入“後特區時代”的深圳，政治資源難以為繼，下一步發展也將面臨新的政治上的瓶頸制約。雖然國務院批覆的《深圳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賦予深圳四項“先行先試權”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但這僅是一個“準入證”，具體到什麼內容的改革、怎么改、改到什麼程度、改革成本如何分擔等，還取決於深圳人能否創造性地爭取，還需中央定，遠沒有特區時代在進出口貿易、財稅、城市建設等方面賦予的改革分權那樣來得明確、直接，也沒那么好操作；更沒有京、滬等直轄市那種行政區劃上可以直接爭取國家投資、爭到全國性項目、爭得其他領域話語權的較大許可權。此外，作為計畫單列市，深圳在經濟上是“準直轄”，行政上是省轄，形成政經權責並不十分對等的局面，這也勢必影響深圳的進一步前行。深圳的新一輪發展確實面臨城市地位上的尷尬局面，與京、港、滬、穗相比，人家是首都、行政特區、直轄市和省會，“經濟特區”的光環逐漸暗淡後，深圳要立足全國城市的第一方陣，僅仗“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很難匹敵的。雖說政治上的“可為”度小，但也要敢謀、敢為、敢當。
一是不必奢談“直轄夢”，力求更多的改革試驗權。從全國現有直轄市的分布來看，主要分布在華北、華東、西南地區，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重要部分的華南區域尚無直轄市。隨著後現代化時期華南地區城市的多中心發展，在時機和條件合適的情況下，華南地區設立直轄市並非沒有可能。作為條件較為成熟的深圳，一定要善抓機遇。雖然這個話題比較敏感，甚至明擺著屬“不可為”、“不能為”，但也並非“無作為”。深圳應在未來的實踐中打好區位優勢牌、經濟實力牌、移民文化牌，努力打造引領全國產業發展潮流的先進產業體系，保持經濟發展高地，著力構建富有號召力的主流城市價值品牌，積極構築和保持深圳在全國第一方陣城市中的一席之地。與此同時，要繼續高扛“經濟特區”的牌子，重新審視這塊牌子“改革開放前沿”、“試驗田”、“排頭兵”的政治意義，弘揚這塊牌子所代表的“開拓進取”、“敢闖敢試”、“敢於天下先”的偉大精神，進一步挖掘其內在資源，並將其與“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新內涵進行整合，努力爭取類似於“更大立法權”的政治資源，利用自身市場經濟體制較為完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的整體優勢，加大配套改革力度，以發揮好深圳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個領域改革的先鋒帶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