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深圳的改革實踐來看，機構精簡了、人員減少了，但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客觀地看待我市政府治理和各項社會事業發展的合理要求，實事求是地對待政府規模的發展，如果無視巨大的人口規模所產生的公共服務增量需求，僅僅拘泥於一個“小政府”的構想，這無異於在政府治理方面的“刻舟求劍”。像深圳這樣有著巨大的城中村及外來人口的城市，政府要承擔的公共事務和社會監管任務非常繁重，行政體制改革不能一味追求“小政府”模式，否則，會出現政府職能缺位問題。同時，政府規模是大是小，還取決於社會組織和第三方機構的成長發育情況。通過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而共同治理城市，是壓縮政府規模、提高政府效率、約束政府權力的根本之道。政府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在成熟的第三方組織沒有發育成熟時，不能貿然全推給社會，否則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市的ngo組織與行業協會發育雖快，但與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還不相匹配，難以對市場進行有效的監督，許多事務最終還需政府來解決。因此，我市在推動政府機構放權讓利、減少審批的同時，要加大培育市場組織、社會第三方等機構，創造條件使其快速健康成長，並充分發揮其作用，為進一步推進我市行政體制改革營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環境。
（二）完善政府公共服務功能，推動社會公共資源最佳化配置。公共服務型政府以社會公眾為服務對象，以多元參與為服務形式，以合作協調為服務基礎，以滿足公共需求為服務導向，強調人本性、公益性和契約性。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是我市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各級政府應將滿足公眾的需求和市民的民生福祉作為服務工作的邏輯起點，實現政府“履約”的承諾與目標，以解決我市目前公共服務發展滯後、總量供應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等突出問題。要牢固樹立以人為本、以公民為本、服務公眾的理念，並把這種理念體現到制度設計上，體現到政府管理中。用競爭的機制打破政府對公共服務的壟斷，建立政府、公民、社會中介和市場主體共同治理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務過程中，委託代理、中介行為、自願者參與、社區群體活動等均可廣泛介入，促使政府降低服務成本、改革服務方式、提高服務效率、增強服務能力，用企業家的精神塑造政府。在此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公共事業改革要按照不同領域的性質和特徵確定基本的政策原則、籌資機制以及政府和市場的分工，論證每一項政策工具的理論基礎、使用條件，因地制宜，避免走“泛市場化”的道路。此外，我市公共事業的發展還要回應全市社會領域的巨大監管需求，加強政府對社會生活和公共安全的監督力度和執法力度，提高政府行政效能，
（三）加強制度設計，強化政府自身管理，防範權力風險。制度設計的理性標誌之一，就是風險的預見和防備措施的配置。但長期以來，我們的政策對幹部“做什麼”規定的比較多，對行政官員的職權和職責規範較為明確；“怎么做”規定得比較少，對行政行為的步驟、方式規範較為模糊，行政官員的自由裁量度極大，客觀上使政府官員有了更多“不作為”和“亂作為”的空間。對此，一方面要健全行政運作程式，在出台制度時，不僅要規定工作內容，還要規定工作程式、時限、地點、方式和具體要求，最好將有關規定量化，以更便於操作和監督。另一方面要強化行政行為責任，對行政不作為、亂作為進行追究，對不遵守規定流程的行為主體進行處理。
在防範權力風險方面，我們要審視“大部制”改革的橫向集權，加強監管，防範橫向集權風險。“大部制”改革以行政層級橫向集權為特徵，原來由幾個相關部門管理的事情，集中到一個機構，原有部門間的競爭、監督和制約關係不復存在。部門職能所系的社會福利被高度集中到一個機構，一旦出現機構的決策失誤和執行失職，社會福利的損失也將高於過去一個部門能夠造成的損失，存在橫向集權風險。防範這種風險，需要我們建立和實行新的權力運行機制。一方面，要在大部門體制建立以後，建立決策、執行和監督諸種權力合理搭配的運行機制，確立大部門機構與本級政府和同級其他部門的正確關係，尤其是監督權的獨立設定和有效運用。另一方面，針對大部門機構的首長權力過於集中，在決策上要引入新的機制和程式，避免決策過於集中；在目前行政首長負責制不變的情況下，應當系統考慮誰能負責、向誰負責和負責的程式問題。例如應當有大部門機構首長的能力評估程式機制，增強相關信息的對稱性，從而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