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始終抓住先進制造業的發展，為城市贏得更足的底氣。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我們建議的無論是產業跟隨戰略，還是培育新的綠色經濟成長點，我們無不強調這些產業領域的先進制造環節，這是深圳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根據紐約、倫敦、東京等國際大都市的經驗，這些城市的製造業就業比重始終保持在20％左右，而反觀金融危機中經濟一落千丈的杜拜，我們就更應支持這一觀點。兩座同為“30歲”的城市，深圳以製造業為基礎，城市建設沒有杜拜那么現代，也沒有那么多大手筆，甚至還因“城中村”而顯得亂，所建的製造業工廠更比不上杜拜高樓別墅的氣派。杜拜不但有全球第一家七星級酒店，城市建設氣派漂亮，且金融、旅遊、房地產等現代服務業也一度成為深圳的學習榜樣。但在全球金融危機面前，兩座城市的命運卻判若兩然，深圳成功地抗拒了風險，而杜拜卻發生樓崩危機。究其根，杜拜越過了製造業，直接發展起金融、旅遊、貿易等現代服務業，其根基不牢、底氣不足。通過這種比較，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審視製造業對城市發展的價值，重新看待製造業轉移、轉型、提升這些口號和做法。
深圳應始終抓住現代製造業的發展，因為金融、設計、物流、旅遊、房地產等現代服務業的產生與成長離不開製造業。深圳的金融中心不是靠政策爭來的，而是因為有製造業，有製造業帶來的企業、客戶和業務，金融活動才紮根於此。據此，對於當前乃至更長時間內的深圳來說，無論我們怎樣強調製造業的重要性都不為過。當然，在製造業的發展模式上應注重以高端化為方向的產業結構升級，除大力發展新能源、生物技術和海洋產業的製造環節外，對現有製造業企業應當根據實際情況採取差異化策略，可採取“轉移擴散一批，就地升級一批，新發展一批”的方法，在確保深圳控制關鍵環節的前提下，跳出深圳，面向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地區建立產業鏈，形成強大的產業集群。
三、適時總結大部制機構改革的經驗得失，繼續推進深圳行政體制改革
作為全市推進綜合配套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今年8-10月，深圳進行了建市以來的第八次政府機構改革，按“大部制”的改革思路，全市政府工作部門從46個減少到31個,精簡幅度達1/3,建立了以“委、局、辦”為架構的決策、執行、監督三種權力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政府運行機制。這次機構改革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市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由於力度大，改革引起了全國的關注，成為近期各大論壇的熱門話題之一。時至今日，深圳改革已歷經約半年，改革後政府運作效果如何呢？如果政府職能沒有根本轉變、行政效率和水平並沒有明顯提高、行政成本並沒有大幅降低，這樣的改革能是廣大民眾滿懷期待的嗎？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審視和總結深圳“大部制”機構改革的實際效果，為繼續深入推進我市行政體制改革作出有益探索。
（一）從西方新自由主義政府改革中吸取經驗，謹防片面追求“小政府”的行政改革。自20世紀80年代起，英國柴契爾政府與美國里根政府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進行了“讓國家回退”和“使政府縮水”的改革，這一改革雖然以追求抽象的公共利益為名，但在事實上僅是一句空口號，不僅嚴重削弱了政府的功能，同時也損害了大眾的福祉與保障，降低了社會的穩定性與凝聚力，為後期的政府留下了沉重的包袱。新自由主義改革曾一度成為西方最火熱的改革論題，許多國家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變革都以限制、消除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建立“小政府”為目的。並且，隨著“華盛頓共識”的形成，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將新自由主義改革販賣到更多開發中國家和地區。然而，近30年過去了，經對美國、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的實證研究表明，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這些國家在教育、科研、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基礎性社會公益類事業領域，沒有出現“去公共化”現象，相反卻是逐年增加。此外，經濟與社會生活對政府監管職能的需求上升，這些國家的政府監管持續擴張，這種擴張不僅體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保持公平競爭所必需的經濟監管，更重要的則來自於維護消費安全、醫藥衛生安全、食品安全、環境安全以及對重大自然災害的預防等涉及社會公共安全的監管需要。這些都使西方國家的政府規模並沒出現“縮水”，反而逐年擴大。這種擴大的背後，隱含著因適應社會民生福祉的需求，多數國家增加了社會保障性事業的投入；因適應經濟與社會環境的變化，多數國家增強了對社會型監管力量的建設。以香港為例，自XX年開始港府就持續削減公務員隊伍，但XX年以來又重新開始增加編制員額，就是因為為市民提供的公共服務增加了，人手隨之增加。這些新潮流提醒我們，應當以更加務實的態度對待“小政府”取向的改革：政府規模縮水不是關鍵，關鍵是政府在做什麼；形式不是關鍵，關鍵是政府的實效如何；人事開支減少不是關鍵，關鍵是為民辦事的開支是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