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范》附一：司馬光傳(選自《宋史》)

王廣淵被安置到集賢院，司馬光認為他奸邪不可親近，說：“過去漢景帝重用衛綰，周世宗不看重張美。王廣淵在仁宗在世時，私自結交陛下，難道可以說是忠臣嗎？應該貶黜他，以嚴肅天下。”不久司馬光被提升為龍圖閣直學士。

宋神宗即位後，司馬光又被提拔為翰林學士，司馬光極力推辭。皇帝說：“古時候的君子，有的有學問而不寫文章，有的寫文章而無學問，只有董仲舒、揚雄二者兼之。你有文章、學問，為什麼要推辭呢？”司馬光回答說：“我不能作四六駢體文。”皇帝說：“就像兩漢的詔書就可以了；何況你能在進士考試中獲得很高名次，卻說不能作四六駢文，這是為什麼？”終究推辭不掉。

御史中丞王陶因為議論宰相不值日而被罷官，讓司馬光代替他。司馬光說：“王陶由於議論宰相被罷免了官職，那么御史中丞我現在不能擔任。我希望等到宰相值日後，再來就職。”他的話被答應了。他又上書談論修心的三個要領：仁、明、武；治國的三個主要問題：任人、信賞、必罰。他的議論十分周詳。他還說：“我事奉三朝皇帝，都以這六句話為中心進獻忠言，我一生努力學習所獲得的，都在這裡。”他任音樂院內臣，宋朝常常任用供奉官以下的官吏，調到內殿做一段時間的領班就調出去了；但近年有的官吏暗中領取國家財物，這不是祖宗的本意。因此，司馬光議論說高居簡是奸邪之人，請求疏遠和流放他。他接連上了五次奏章，皇帝終於罷黜了高居簡，並全部罷免了那些轉寄資財為自己牟取私利的人，後來留下二人，司馬光又極力抗爭。張方平擔任參知政事，司馬光說他與眾望不符，皇帝沒有聽從。但繼續讓他擔任翰林兼侍讀學士。

司馬光常常憂慮歷代史書繁浩，君主無法全部瀏覽，於是他撰寫《通志》八卷，呈獻給皇上。英宗看了十分高興，下令置局秘閣，讓他繼續寫這部書。宋神宗並賜名為《資治通鑑》，還為這部書親自撰寫《序》，讓人每天為他進讀。

朝廷下詔錄用潁邸直省官四人為閤門祗侯，司馬光說：“朝廷在剛建立的時候，大政施展困難，所以必須使用左右舊人作為心腹耳目，把他們叫做隨龍，但這並不是平時的常法。閤門祗侯在文臣是館職，怎么可以讓服役的僕人擔任呢？”

西部少數民族部落將領嵬名山想憑藉橫山的兵眾，挾諒祚來投降，詔令邊境的臣子招納他的人眾。司馬光上疏尖銳地指出說：“嵬名山所憑藉的民眾，不一定能制服諒祚。即便僥倖戰勝，消滅了諒祚，又生出一個諒祚，這有什麼利益？如果不獲勝，嵬名山一定帶領民眾來歸順我們，到那時不知道怎么處理這件事。我恐怕朝廷不僅失信於諒祚，而且又會失信於嵬名山了。如果嵬名山餘眾還多，返回北邊又不可能，進入南邊又不被接受，他到了窮困無所歸附的時候，一定會突然占據邊境城堡來以求自救。陛下難道沒有聽說過侯景的事嗎？”皇上沒有聽從他的話，派遣將領種諤帶兵迎接，奪取綏州，花費了六十萬。對西方用兵，大概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百官上尊號，司馬光掌管詔書，他說：“先帝舉行祭祀大禮，不接受尊號。到先帝末年時，有人建議，說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他們有尊號而我們沒有，因此沒有到冊封的時候又進行了冊封。過去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但沒有聽說漢文帝又取名來加封給自己。希望揣知先帝的本意，不要接受這個名號。”皇帝很高興接受司馬光的建議，親手下詔嘉獎司馬光，並讓他寫好答謝辭，以昭示內外人士。

掌管政務的官吏，認為河朔一帶天旱歉收，國家用度不充足，請求在南郊祭祀時不要賞賜黃金絹帛之類。皇上下詔讓學士們議論這件事。

司馬光和王珪、王安石同時被召見，司馬光說：“救災和節約用度，應該從貴戚和近臣開始，這件事可以這么辦。”王安石說：“常袞推辭政事堂的公膳，當時的人認為常袞沒有什麼能力，應當辭去職務而不應當推辭俸祿。況且國家用度不足，不是當前一時的緊急事務。國用之所以不足，是因為沒有得到善於理財的人。”司馬光說：“善於理財的人，不過是按人頭收谷，用箕收取罷了。”王安石說：“不是這樣，善於理財的人，不增加賦稅而國家的財用就能夠充足。”司馬光說：“天下哪裡會有這樣的道理？天地所生財貨和各種物資，不在老百姓那裡，就在公家，他們設法掠奪百姓，其危害比增加賦稅更歷害。這大概像桑弘羊騙漢武帝一樣，太史公寫他，那是因為太史公也不明白。”對這個問題，群臣們爭論不休。皇帝說：“我的意思與司馬光一樣，然而暫時不能允許。”正巧讓王安石草擬詔書，他引用常袞的事責備兩府，兩府不敢再推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