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范》附一：司馬光傳(選自《宋史》)
王安石開始主持政務，施行新法，司馬光堅決反對，上書陳述利害。
邇英將上書進獻誦讀，當讀到曹參代替蕭何的事時，皇帝說：“漢朝一直遵守蕭何之法不變，行得通嗎？”回答說：“不僅是漢朝，三代的君主也常常固守大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則，這個法則即使保存到今日也沒問題。漢武帝採取高祖紛紛改變成規的辦法，結果盜賊布滿了半壁天下，元帝更改孝宣帝時候的政策，漢朝的王業從此衰落。這樣說來，祖宗之法是不能變改的。”
呂惠卿說：“先王的成法，有一年改變一次的，‘正月始和，布法象魏’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也有五年變更一次的，巡行境內的考績制度就是這樣；還有三十年變更一次的，‘刑法時輕時重’就是這個道理。
司馬光說的不對，他的用意在於諷刺朝廷罷了。”皇帝問司馬光，司馬光說：“布法象魏，是頒布原來的法規。諸侯國改變禮節和樂器的，國君在巡行時遇到就要誅殺諸侯王，這就是說這些不是可以隨便改變的。
關於刑法，剛建立的國家用輕法，混亂的國家用重法，這就是所謂時重時輕，但並不是變化。況且治理天下好比住房子，房子壞了就修補一下；沒有倒塌就不要另造新房。公卿侍從們都在這裡，希望陛下詢問他們。
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財富，沒有才能的人罷黜他們是可以的，但不能讓掌管政事的人干預三司使的事務。現在設立三司條例司，不知為了什麼？
宰相用德行輔佐君王，怎么用規程、條例呢？如果用規程、條例，那是低級官吏的所為。現在看到的詳見於中書條例司，為什麼呢？”呂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別的話來詆毀司馬光。皇帝說：“互相討論事情的錯對，何必這樣！”司馬光說：“百姓放債收取利息，還能夠蠶食剝削下等的人家，何況政府放債呢？危害可想而知。”呂惠卿說：“青苗法，是願意借就借，不願借的也不強迫。”司馬光說：“無知識的老百姓知道借債的利益，但不知道還債的害處。不只是政府不強迫，那些富裕而放貸的百姓也不強迫。過去太宗平定河東，制定和糴法，當時一斗米十錢，百姓樂意和官府做交易。後來物價暴漲而和糴之法沒有取消，終於成為河東的世代禍害。我恐怕它日的青苗法，也會像這樣。”皇帝說：“官倉糴米怎么樣？”在坐的人都站了起來，司馬光說：“也不好。”呂惠卿說：“糴米一百萬斛，就可以省去東南的漕運，然後我們用這些省下的錢供給京師。”司馬光說：“東南很窮，一粒米而能使人變得貪暴兇殘，現在不糴米而收取漕運的費用，是放棄那些有餘的，而去與那些窮的人收，對農業和商業都有害處！”侍講吳申站起來說：“司馬光所說的，切中了要害。”
一天司馬光留下來與皇帝說話，皇帝說：“現在天下一片混亂，這大概就是孫叔敖所說的‘國家現在執行的政策，是民眾所厭惡的’。”
司馬光說：“是的，陛下應當論證其是非。現在條例司所制訂的那些條例，唯獨王安石、韓絳和呂惠卿認為是對的，陛下怎么能夠就與這三個人共同治理天下呢？”皇帝想要重用司馬光，徵求王安石的意見。王安石說：“司馬光外表直言勸諫皇上，內心卻在討好下臣。所說全部是危害國家政務的，和他在一起的人，也都是對國政有危害的人，如果想將司馬光安置在身邊，讓他參預討論國家大事，這關係到國家走向繁榮還是走向削弱。司馬光的才能本來不足以對國政形成危害，但是他處在高位，那些有不同意見的人會倚附他，以他為依託。韓信樹起漢的紅色旗，趙地士兵的勇氣就全沒有了。現在任用司馬光，就等於是給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樹紅色旗。”
王安石因為韓琦上疏，就呆在家裡請求辭職。皇帝於是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司馬光推辭說：“陛下所以任用我，大概是因為我狂妄直率，也許對國家有點好處。如果僅僅是用俸祿和職位使我榮耀，而不聽我的意見，是將官位當作私恩，而不是真正任用人。我只是拿俸祿和職位作為自己的榮耀，而不能拯救百姓於災難之中，這等於是盜竊國家的名位和車服儀制來為自己謀利。陛下如果真能夠罷掉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施行青苗、助役等法令，雖然不任用我，我得到的恩賜也很多了。現在說青苗法害處的，不過是說使者騷動州縣，這僅僅是現在的禍患而已。可是我所憂慮的，乃是十年之後，而不是今天的事。一般說來，老百姓的貧富，與他們的勤勞和懶惰有關，懶惰的人常常貧乏，所以必定求助於別人。現在拿出錢借給百姓而指望收取他們的利息，富裕的人不願意借，而使者又以多借出去為功勞，這一切都是強行分配。國家擔心他們拖欠債務，一定要讓窮人和富人互相擔保，以後貧窮的人不能償還債務，就會向四方逃走；富裕的人不能離開，一定倒被責令償還其他人家所欠的債。春天開始到秋天結算，數額一天天增大，貧困的人跑光了，富裕的人也變成窮人了。十年以後，百姓沒有能生存的了。現在又全部散發常平倉的錢穀，來實行青苗法，日後如果想要恢復常平倉，有那么容易嗎？富裕人家也沒有了，常平倉也廢了，再加上軍隊開銷，因而很快就會造成饑荒，這樣老百姓中那些贏弱的一定會死於溝壑，強壯的一定會聚集起來造反為盜，這是事情發展的必然結果。”他上書陳述達七、八次，皇帝派人對他說：“樞密，是負責軍事的，為官各有職責，不應該拿其他事情來推辭自己的本職工作。”司馬光回答說：“我沒有接受任命，就還是侍從，對於任何事情沒有不能說的。”王安石出來主持政事，司馬光於是獲得請求辭職的機會，於是離開了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