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前·言

（一）要求統治者要重視人民

趙惠文王死後（前266年死），太子趙孝成王即位，其母趙威后執政。齊襄王派使臣問侯趙威后。威後還未拆開齊襄王的問侯信，首先問使臣：“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臣極為不滿地抗議說：“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趙威后認為“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邪？”（《齊策四·第七章》）孟子曾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威後這種“民為本”，“君為末”的觀點和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的思想是一致的。荀子王制“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能）載舟，水則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辛棄疾說“民者，國之根本，而貪濁之吏迫使為盜。”（《論盜賊劄子》）黃宗羲也說“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明夷待訪錄原臣》）可見“民本”思想在中國源既遠，流又長。趙威后重視什麼樣的“人”呢？我們從她反對什麼樣的“人”就可以看出。威後繼續問“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威後認為，於陵子仲上不能對國君有所幫助，下不能治理好家庭，對外又不能聯絡諸侯，修好邦交，這簡直是給人民做榜樣，帶頭不給國家做事；對於這樣的人，為什麼還不殺掉？趙威后痛恨於陵子仲那種逃避現實的消極態度，正表現了她的積極用世的精神。韓非子也有同樣的觀點，他在奸劫弒臣篇中說“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貪）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以少而去之（我看輕這種人，要把他們除掉）。”趙威后似乎有點干涉別國內政，其實不然。她這樣公然宣稱，不只是對於陵子仲和齊國的看法，而是對所有象於陵子仲這樣的人及齊國的這種態度表示公開否定。

（二）要求為國立功，不能元功無勞享受高官厚祿

趙策四記載，趙威后剛執政，秦國乘機攻趙，趙國求救於齊，齊國要求以威後幼子長安君作抵押，才出援兵。群臣進諫，威後不肯。觸龍以“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為辭進說威後。威後醒悟，乃以長安君質於齊，齊兵乃出。作者進一步又借子義之口說“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作者不僅向封建的“世卿”、“世祿”制度宣戰，而且更是對君主世襲制度大膽的挑戰。這種反對“世卿”、“世祿”制度的思想在當時是普遍的。商鞅就主張“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英明的國君，任用的人必定是有成績的人，獎賞的人必定是有功勞的人。）（《商君書·錯法》）荀子也提倡“尚賢使能”（尊崇和任用德才兼備的人）（《荀子·王制》）范睢給秦昭王的上書就公開提出“明主蒞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秦策三·第八章》）韓非也主張“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真正能治理國家的大臣，功勞多的人要給以高的官位，盡心竭力的人要給以豐厚的獎賞。）（《韓非子·守道》）這種呼聲和輿論不是一時一地一人的，而是普遍的，長期的。多少人在為此而呼籲、爭取和奮鬥。可是兩千多年來，這種“世卿”、“世祿”制度，或變相的“世卿”、“世祿”制度一直在中國實行著，直到現在才算實現了兩千’多年前人們的願望。

（三）規勸統治者要“貴士”

“貴士”就是尊重知識分子。看下面一段有趣且頗有意思的對話：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下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顏斶又勸告宣王要“無羞亟問，不愧下學。”宣王很有感慨地說：“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而且請求做顏斶的學生。（《齊策四·第五章》）顏斶是一個不畏權貴的知識分子，你看他在國王面前那種不卑不亢的從容態度。宣王是一個從善如流的國家元首，你看他最初對顏斶那種輕蔑態度，而以後又那樣誠懇地自我反省，甘願當顏斶的學生。豈不發人深省。王斗對齊宣王直言正諫，批評他“好馬”、“好狗”、“好酒”、“好色”而“不好士”，並且一針見血地戳穿了他自己標榜的所謂“憂國愛民”的謊言，說“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齊宣王終於承認自己“有罪於國家”，並改正了錯誤，“舉士五人任官”，因此“齊國大治”。（《齊策四·第六章》）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有一段“致士”的議論：“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幾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燕策一·第十二章》）他不僅非常深刻.具體地闡明了國君對“士”的不同態度所得到的不同結果，更重要的是，他總結了所謂“治民者”與“被治者”的正確關係。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領導與被領導的正確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