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前·言

莊辛連用生動的比喻，從蜻蜒到黃雀，從黃雀到天鵝，都“自以為無患，無與人爭”，可以悠遊自樂，結果遭到意外的襲擊，終於喪生。又從鳥雀推到人事，舉出蔡聖侯因逸樂亡國，指出楚襄王遭禍逃亡的原因。由物及人，由小到大，由遠及近，層層深入，使人驚心動魄，不能不讓楚襄王吃驚而發抖。

《戰國策》中有不少篇章在談論重大的政治問題和嚴肅的人生道理時，往往用這種生動活潑的寓言或比喻，不僅增強了說服力，也給人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如“門庭若市”（《齊策一·第十二章》）、“畫蛇添足”（《齊策二·第四章》）、“狡兔三窟”（《齊策四·第一章》）、“跖犬吠堯”（《齊策六·第五章》），“狐假虎威”（《楚策一·第三章》）、“米珠薪桂”（《楚策三·第二章》）、“亡羊補牢”（《楚策四·第四章》）、“驚弓之鳥”（《楚策四·第十章》）、“南轅北轍”（魏策四第十八章）、“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燕策二·第十二章》）等等，都已成了人們口頭上常用的成語。

四

戰國末期，流傳著一些記錄縱橫家事跡的書，有的叫國策，有的叫國事，有的叫短長，有的叫事語，有的叫長書，有的叫修書。這些書一直流傳到西漢。西漢司馬遷（前145年－前93年？）著《史記》時，曾採錄了這些書的一些內容。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前77年－前6年）校書時，把這些書進行了編輯，去其重複，校其脫誤，共得三十三篇。劉向以為這些書的內容都是“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立策謀”（《戰國策》序錄），所以定名為《戰國策》。所記“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以國別分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國策，“共三十三篇”。後漢班固（32年－92年）《漢書·藝文志》著錄“《戰國策》三十三篇。”後漢高誘（147年－225年時人）為之注。

隋書經籍志（公元655年成書）著錄“《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錄。《戰國策》二十一卷，高誘撰注。”唐書經籍志著錄“《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撰，《戰國策》三十二卷高誘注。”唐書藝文志同。

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1034年－1037年成書）曰：“《戰國策》篇卷亡闕，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闕。又有後漢高誘注本二十卷，今闕第一、第五、第十一至第二十，止存八卷。”

宋代曾鞏（1019年－1083年）“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謬誤，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戰國策》曾子固序）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八年（1086年－1093年），孫元忠“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到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考”進行校勘。“後又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遂為定本。”（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公元1146年）姚宏校定《戰國策》云：“隋經籍志‘《戰國策》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篇，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千餘條（按：《戰國策》校注十卷紀昀家藏本提要：“劑向、曾鞏所校三十篇四百八十六首。”《漢書·藝文志》王先謙補註引朱一新曰“今高誘姚宏注本雖分三十三卷，實已缺一篇，蓋後人分析以求合三十三篇之數也。”）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姚宏題）（按.姚宏據曾鞏校定本、孫朴校本、錢藻校本、劉敞校本、集賢院本、無姓名者，又以《春秋後語》參校補註）

宋高宗紹興十七年（公元1147年）鮑彪引“《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史記·裴注》”以注《戰國策》（吳師道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