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扎克誕生兩百周年時，中央電視台的讀書時間欄目搞了個紀念活動，邀請一個類似法國使館文化參贊之類的角色參加。那人是中國通，他用有些結巴的漢語說，所有的作家都是因為不如意，有失落感，有些話在生活中沒機會表達，這才選擇了寫作的。所謂物不平則鳴。我覺得這簡直是絕對真理。如果沒有在膠州那些暗無天日的時光，我肯定不會想到重新拿起筆。那一段段對別人來說毫無意義的字句，就我而言卻是生活的全部。我將它們想像成為一串串珍珠，掛在自己貧窮暗淡日漸老去的生活的脖子上，以抵擋別人異樣的目光。
我曾經多次站在鏡子跟前，像徐娘半老的女人那樣，用一種遲暮哀怨而且無奈的目光，端詳著自己難副因日漸臃腫而不堪入目的嘴臉。要爆炸的腮幫子，雙下巴，粗脖子，將軍豐肚，一步一個腳印的體格。這是當今最平常最普通的男人形象，沒有任何特點，隨便放進哪個城市，都能像滴水入海那樣徹底消失。他是誰？他就是我嗎，難道？多年追尋遠方，這是必然的結果，還是一不小心的副產品？我無以復加的悲哀。那些注定只能成為匆匆過客的文字垃圾，此時成了我唯一自慰的武器。它們就是我的遠方。它們多少往這副平庸的臭皮囊里，塞了點清新的內容。它們是我能夠忍受生活強加於我的醜陋嘴臉而不至於自戕的精神拐杖。
無論什麼時候，最悲慘的境地都不是窮困潦倒重病在身或者眾叛親離官場失意，而是身邊及心中沒有遠方的餘地。如同生活在一間沒有門窗的房子裡。那是一種精神監禁。
e
一個困守孤城的將軍，面對敵軍越來越小的包圍圈，必然會越來越焦慮。這種心情，我時刻體會著。因為我發現，自己心靈世界的版圖也在不斷被蠶食。
這個發現來源於那次休假。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最初的感覺當然是親切和興奮，以及些許因生疏而造成的新鮮感。但是這種感覺卻不能長久。我悲哀地發現，我越來越惦記那個葬送了自己青春的彈丸小地，膠州。但我掛念什麼呢？宿舍是公家的，我沒有一草一木，更沒有魂牽夢縈的姑娘。那時在我眼裡，膠州女人不管多么漂亮，都不具備生活意義上的真實性。她們只是一個個空洞的符號。我們彼此都能感覺到對方的鼻息，但又如同隔著兩個星球。就像那個不知名的日本作家住井未在小說中描述的那樣，彼此之間隔有一條沒有橋的河。我不清楚她們對我的評價，但我完全可以想像。那只能是四個字，好高騖遠。翻譯成通俗的膠州話，叫“各一路”。直到現在，妻子對我的評價還很簡練，怪物。
我像以往那樣，去找自己曾經將其想像成初戀情人的女同學，以及非常要好的男同學，包括那位因買書而結交的飯友運宏。大家都是孤家寡人，可以像往常那樣沒心沒肺地哈哈大笑，揮霍光陰。我甚至還終於了結了那個附庸風雅的夙願，帶上酒菜和棋具，到風景區安靜的亭子裡，和運宏把酒臨風，從容手談。但是，我總不能真正地投入。在歡笑背後，始終有一個情緒的血栓。然而有什麼東西值得我掛牽呢？難道是那幾本扔在宿舍牆角里、從學校圖書館偷來的名著嗎？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鹹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劉皂這樣感慨，是因為他又去了更遠的朔方。朔方的具體位置何在我沒有考證過，但寧夏區文聯辦的文學雜誌名字就叫《朔方》，可見它必然在寧夏一帶，離其故鄉鹹陽比太原更遠。而我呢，並未像劉皂那樣，在膠州呆了十個春秋。而且，我終究回的是老家，那個生我養我的窮山溝。為什麼還會如此首鼠兩端心神不寧？我是那么的想不通。我分明還記得在宿舍度過的那無數個漫長的夜晚。每天晚上，在慘白的燈光下，馬思聰《思鄉曲》里那一個個孤獨的音符，都如同飛蛾撲火一般，淒涼而且徒勞地撞向冷清的四壁。我並沒有忘記這一切，可我還是像兒童那樣，希望信陽和膠州，甚至還有重慶，都是自己手中魔方里的圖案，我可以隨意調整它們之間的相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