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向中國小學生收取“捐資助學款”。調查發現，雖然這一現象不多，但比較典型。江蘇某縣規定，稅費改革後，學生捐助款生均收取150-300元/年左右，沒有學生的農戶不交。收取辦法是，由學校印好“自願捐助書”，由學生家長在其中的“自願捐助”處簽字並“捐款”，不交款者不準其子女入學，該項費用由學校代收後交給教育主管部門。XX年該縣全年收取這項費用總額達到3400萬元（這還不包括學生交納的大約1732萬元學雜費），該縣某鎮XX年將向每位學生收取150元。 上述現象的發生，有政策性原因，也有操作性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新的農業稅收入大都進入鄉鎮幹部工資專戶，農村公益事業建設缺少資金來源。按改革試點的政策規定，原來鄉統籌的大部分開支都要納入鄉鎮財政的開支預算，但由於縣鄉財力下降，那些以農業稅收入為主的鄉鎮，要實現保證基層組織正常運轉的目標，那就首先要保證幹部工資。大部分試點鄉鎮的農業稅收入都被上級要求統一納入工資專戶。但典型調查顯示，即使是加上上級財政轉移支付收入，以農業為主的鄉鎮也難以保證幹部工資全額發放。從而使農村公益事業建設缺少財政資金來源。因此，在農村公共品供給中，基層政府組織向農民轉嫁公共品供給成本就不可避免。 第二，農村稅費改革後，鄉村公共品供給主體不明確。以鄉村道路建設為例，政策規定，取消鄉統籌以後，原由鄉統籌費開支的鄉村道路建設所需資金不再固定向農民收取。村級道路建設資金由村民大會民主協商解決，鄉級道路建設資金由政府負責安排。問題是，什麼是“村級道路”，什麼是“鄉級道路”；“村級道路”是否包括“村際道路”；“鄉級道路”是否包括“鄉際道路”，沒有明確的概念界定和政策說明。因此，各地在具體安排道路建設資金時，因難以界定資金供給主體，出現一些扭曲的政策安排。江蘇省《關於改革和完善縣（市）對鄉鎮財政管理體制的意見》明文規定，農村稅費改革後，“鄉鎮通往行政村的村級道路所需資金由村民大會討論協商，通過一事一議的辦法解決，鄉鎮可給予適當補助。縣城通往鄉鎮的鄉級道路建設資金由縣鄉兩級財政資金予以補助”。 這一規定，一是明顯地將“村際道路”納入“村級道路”的範圍，並將其建設資金的供給主體確定為農民，這就為鄉鎮政府在全鄉鎮範圍內平調使用村級“一事一議”道路建設資金和“兩工”及其“以資代勞”款留下隱患；二是沒有明確縣鄉政府是“鄉級道路”的資金供給主體，縣鄉兩級財政只對“鄉級道路”建設負有“資金補助”的責任，這說明，農民仍然對“鄉級道路”建設負有“籌資籌勞”的責任，這就為縣級政府在全縣範圍內平調使用村級“一事一議”道路建設資金和“兩工”及其“以資代勞”款提供了依據。 第三，鄉村幹部採取與農業稅“搭車”並按人或按地平攤的方式徵收經營性費用，原因在於地方政府及其部門仍然擔負經營性職能。農村稅費改革以後，儘管國家已經明確要求將水利工程水費等收費由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改為經營性收費管理，並按照自願有償的原則，在規定的收費範圍和收費標準內對接受經營性服務的對象據實收取。但在地方政府機構改革過程中，由於政府職能轉換滯後，很多經營性職能沒有從政府功能中分離出來，地方政府和部門及其所屬的事業單位，仍然利用行政權力、結合部門利益從事經營性業務，並繼續將經營性收費作為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而擁有經營性收費業務的部門和單位，根本無法面對龐大的農戶群體，逐戶收取其所謂的“經營性費用”，只有通過上級政府將其“經營性收費”作為任務與農業稅稅收任務一併下達給鄉村組織，並依靠鄉村幹部作為“服務性代辦”去完成；對鄉村幹部來說，要完成“經營性收費”任務，採取按人或按地平攤、並與農業稅一起徵收的方式是最方便的選擇。 第四，以“公平負擔”為理由，向從事工商業活動的農村居民收取“積累金”，既有失公平，在操作中也走了樣。有關政策規定，農村稅費改革後，“對不承包土地並從事工商業活動的農村居民，可以按照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經過村民大會討論確定，在原鄉統籌費和新的農業稅附加的負擔水平內，向其收取一定數額的資金，用於村內集體公益事業”。這種規定本身具有不合理性：一是以“戶口”為依據，向從事工商業活動的農村居民收取“積累金”，用於村內集體公益事業建設，似乎是為了在農村社區內“公平負擔”，但卻帶來了城鄉之間的“不公平負擔”，即使是與在同一社區內居住而不需要交納“積累金”的鄉鎮幹部相比，也有失公平；二是農村居民從事的二三產業，已經交納有關的工商業稅收，如果再讓其交納“積累金”，就是一種“雙重徵稅”行為；三是即使從事工商業活動的農村居民屬於個人收入所得稅的納稅主體，也要看其收入是否達到交納個人收入所得稅的水平，而不能一概都交。即使這一政策規定有其合理性，在操作中也出現了不符合政策要求的行為：一是按照政策規定，從事工商業活動的農村居民是否交納“積累金”，要“經過村民大會討論確定”，而不能像一些地方採取由政府下達任務的方式確定；二是按政策要求，交納“積累金”的對象是“不承包土地並從事工商業活動的農村居民”，不是所有“從事工商業活動的農村居民”，而一些地方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對“承包土地並從事工商業活動的農村居民”也收取“積累金”，擴大了“積累金”的收取範圍；三是一些地方不考慮外出人員是否就業、是否有收入，而是按照勞動力外出時間的長短，規定交納“積累金”的不同標準，更不合理。 以上問題，會帶來諸多嚴重後果：一是對農村公共品供給主體缺少明確的政策界定，地方政府會推卸其農村公共品供給責任，並容易發生向農民轉嫁農村公共品供給成本的行為，從而增加農民的“稅外”負擔；二是鄉村幹部採取與農業稅“搭車”並按人或按地平攤的方式徵收經營性費用的做法，容易誘使一些涉農部門產生新的“三亂”行為；三是向從事工商業活動的農村居民收取“積累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