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是弱勢產業，理應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但實際上相反。一是財政上對農業的投入總量偏少。這些年來，財政用於農業資金的投入雖然每年都以一定幅度增長，但是除去事業經費增長較快外，直接用於支持農業發展的生產性資金，增幅並不大。2000—2002年我市一般預算平均增幅為19.6％，而農業支出的平均增幅為17.1％，其中事業費增幅32％，生產性支出增幅只有8.5％。二是欠發達地區農村得到的投入相當可憐。2002年，市級財政安排生產性支農資金1440萬元，其中產業化資金507萬元，共安排各類項目35個，大部分被富裕地區的農村拿走。用於對欠發達地區農村的扶貧資金400萬元，其中人畜引水解困工程就拿走347萬元，真正用於農業生產的扶貧資金只有53萬元。三是農民待遇不公平。2002年，全市農民上交農業稅約2830萬元，村提留、鄉統籌費用為32155萬元，與生產性支農資金1440萬元形成巨大反差。事實上農民在教育、住房、醫療、衛生、就業、道路建設等方面還要作出巨大犧牲，農民根本享受不到公平的公民待遇。比如義務教育在城市由政府承擔，在農村則由農民負擔；住房在城市可以享受標準價、成本價等福利待遇，在農村則完全由農民雙手來建；醫療在城市職工可以享受醫療保險，在農村卻是農民看不起病；甚至水、電、氣、暖在城市可以享受補助，在農村農民卻是用不起水、燒不起煤，煤鄉農民沒煤燒。四是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不夠。由於欠發達地區農村信用社存貸不成比例，實際上農民申請生產性小額貸款非常艱難，有限的資金也是扶富不扶貧，沒有關係、沒有門路的農民只能是望洋興嘆。農民要想脫貧致富奔小康，沒有資金一切都無從談起。
（七）“三亂”行為並未得到遏制，欠發達地區農民負擔相對較重
中央明確規定：農民負擔不能超過上年農民人均收入的5％，實際上，在執行這一指標過程中彈性很大。一是富裕地區負擔輕，欠發達地區負擔重。富裕地區集體經濟實力相對較強，涉及到三提五統等都由集體墊資，而欠發達地區集體力量比較薄弱，只能由農民個人負擔。如陽城縣東城辦人均負擔16元，潤城35元，北留41元，鳳城43元；而欠發達鄉鎮次營132元，駕嶺130元，董封116元，演禮116元，寺頭113元，芹池101元。二是農民人均收入有“水份”，增加了農民的空額負擔。澤州縣南嶺鄉閆莊村支書常積堆說：“鄉里讓報人均收入2470元，村里沒企業，田也不多，出去打工的又少，村里農民人均收入頂多1500元，僅此一項空額負擔近50元”。三是重複徵稅。在農業結構調整中發展起的果樹等經濟林，土地使用稅要交，農林特產稅也要交。沁水縣龍港鎮灣則村有2片果園早已退化得不結果了，村里每年還要交2000元特產稅。四是名目繁多的亂集資、亂攤派、亂收費並未得到有效遏制。修路費、建橋費、學校維修費，還有許多部門、單位自行出台的收費項目，都想從農民身上“榨出點油”來。五是隱性負擔凸現。在欠發達地區農村調查時反響強烈的是，近幾年的隱性負擔顯現，農民承受不了。過去由農民出義務修的路現在變成了等級路，一出門就要交錢交費；有的村為解決“村村通”工程資金缺口，採取村幹部和部分村民個人小額貸款的辦法來解決燃眉之急，造成新的隱形負債；過去燒一噸煤不到10元，現在一噸煤100元買不到；過去孩子在本村念書，現在10多歲孩子到外地念書需有專人照顧等等都間接地加重了農民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