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屠臣”，故紀作“公孫臣”，非也。
〔八〕 范書李通傳作“微觀通”。王先謙曰：“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謂以其家重大事指示之，感動其意慮也。”按“觀”，文義較“難”為長。
〔九〕 東觀記光武紀曰：“（李通）兄弟為帝言天下擾亂飢餓，下江兵盛，南陽豪右雲擾。因具言讖文事，劉氏當復起，李氏為輔。帝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父為宗卿師，語言譎詭，殊非次第；嘗疾毒諸家子數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為如是，不然諾其言。諸李遂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連謀。帝深念良久，天變已成，遂市兵弩、絳衣、赤幘。”按：張順事跡，諸家後漢書唯此一見，錄以補袁紀不足。
初，琅邪呂母之子為縣長所殺。呂母家產數百金〔一〕，志欲報怨，乃治酒多買刀兵，少年隨其所乏而與之。如此數歲，財產單盡，少年相與償母。母涕泣曰：“所以相待，非治產求利也，欲以為子報怨耳！諸君寧能相哀也？”〔二〕少年壯之，又素被恩，皆許諾。聚眾數百人，母自號將軍，攻縣長及掾吏。既而解掾吏曰：“諸卿無罪，唯欲報長耳。”諸吏叩頭為長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長殺之。殺人當死，又何請乎？”母遂手殺之，以其首祭子墓。自是莒人樊崇〔三〕、東〔莞〕（宛）人逄安〔四〕、東海人徐宣、謝祿並為盜賊，一歲間眾各數萬人。王莽沐陽侯田況大破之〔五〕，遂殘州郡，所過抄掠百姓。
〔一〕 范書劉盆子傳作“貲產數百萬”。按：漢書食貨志載，王莽時，“黃金重一斤，直錢萬”。范書作“數百萬”，乃指錢而言，實與數百金值相當。
〔二〕 報怨即復讎，兩漢時此風極盛。報怨以報父母之仇為主，兼及為兄弟、舉主、師長、友朋復讎。參與其事者，上自天子，下至百姓，不分男女老幼，遍及城鄉僻野。甚而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兩漢諸史，多有記述，此不一一論列。呂母即以報子仇為起因，而發展為農民起義。
〔三〕 鈕永建後漢紀校釋曰：“按：劉盆子傳雲琅玡人樊崇起兵於莒，是樊崇非莒人也。 ”今按：范書劉盆子傳曰：“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則樊崇是莒人無疑。莒屬琅邪郡，故傳雲“琅邪人樊崇”，是泛以郡國名稱代出生地。又如逄安，東莞人，屬琅邪郡，故傳稱“崇同郡人”。徐宣、謝祿、楊音均系臨沂人，皆以所屬郡稱“ 東海人”。鈕說失考。
〔四〕 按范書劉盆子傳注引東觀記曰：“‘逄’音龐。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又漢書地理志琅邪郡只有東莞縣，無東宛，故據改。又“逄”原誤作“逢”，據黃本逕改。
〔五〕 鈕永建曰：“沐陽侯，據盆子傳作‘探湯侯’。李賢注云：‘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今考地理志，云：‘益，莽曰探陽。’三文互異。”今按：王莽改易郡縣名，多據經義。益之改名，乃封田況鎮壓赤眉起義軍之功，其意蓋本論語季氏篇之“ 見不善如探湯”。故作“探湯”者是。漢書地理志作“ 探陽”，乃形近而訛。袁紀作“
沐陽”，則失之 遠矣。又按：范書劉盆子傳曰：“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又御覽卷四二引郡國志曰：“東海有謝祿山。按漢書，王莽時，東海徐宣、謝祿等擊王莽將田況，大破之，曾屯兵於此，因名謝祿山。”據上二引，則袁紀“王莽沐陽侯田況”上似脫“擊”字。此事通鑑略而不述，必有疑焉。今按漢書王莽傳曰：“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為約，赤眉聞之，不敢入界。田況有此聲威，則此前必無敗績。又田況於天鳳六年始進封為伯，則封探陽侯必在是年之後。王莽傳地皇二年曰：“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向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所任翼平郡，乃分北海郡而置，屬青州。謝祿山在東海，屬徐州。戰役發生於謝祿山一帶，則必系況出界擊賊時事。若況一敗塗地，豈能得探湯侯之封？又豈能兼領青、徐二州牧事？則袁紀不誤，范書之說不足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