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於黏皮帶骨，至於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為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於才力，其滄浪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顧元不可為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恆為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為詩論也。與予論合者，惟張滄洲亨父、謝方石鳴治。亨父已矣，方石亦歸老數千里外。知我罪我，世固有君子存焉，當何如哉？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卻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為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磨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觀《樂記》論樂聲處，便識得詩法。
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為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詩貴不經人道語。自有詩以來，經幾千百人，出幾千萬語，而不能窮，是物之理無窮，而詩之為道亦無窮也。今令畫工畫十人，則必有相似，而不能別出者，蓋其道小而易窮。而世之言詩者，每與畫並論，則自小其道也。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人但知其能道羈愁野況於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閒字，止提掇出緊關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象具足，始為難得。若強排硬疊，不論其字面之清濁，音韻之諧舛，而雲我能寫景用事，豈可哉？
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為文，韓退之以文為詩，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為詩，則毫釐千里，終其身而不悟。然則詩果易言哉？
“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開口便自黏帶，已落第二義矣。所謂“燒卻活和尚”，正不須如此說。
長篇中須有節春天，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為杜學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有何深意？卻自是詩家語。
陳公父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於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為最優，蓋可以兼眾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為宮，韓退之之詩為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聲於詩，不過心口相語，然不敢以示人。聞潘言，始自信以為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者，固不約而同也。趙捴謙嘗作《聲音文字通》十二卷，未有刻本。本入內閣而亡其十一，止存總目一卷，以聲統字，字之於詩，亦一本而分者。於此觀之，尤信。門人輩有聞予言，必讓予曰“莫太泄漏天機”，否也！
國初諸詩人結社為詩，浦長源請入社，眾請所作。初誦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里河流漢水聲”，並加賞嘆，遂納之。（一擎按：“雲邊”二語，《宋詩紀事》作鬼詩，《明詩選》作童軒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