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選成本不是一個孤立、簡單的問題，而是一個與公選工作諸多重要環節緊密相聯，事關公選工作生命力的問題。公選成本看似個經濟問題，其實質是一個事關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政治問題。公選成本在公選工作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公選成本，對於進一步貫徹落實xx”七一”重要講話，推進公選工作的經常化、規範化、制度化以及提高公選工作的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公選成本的功效分析
據調查，一個縣(區)、一個部門的一次公選，經費支出動輒就幾萬，10幾萬，甚至幾十萬。這對一些經濟不發達，財政不寬裕的地方政府來講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公選工作投入人員多、精力大、時間長、成本高，致使有些地方對公選工作望而卻步或不想多搞，這已成為推廣和推進公選工作的一個難點。怎樣客觀公正的看待公選成本，如何科學合理的分析公選成本，是研究公選成本首先必須搞清楚的一個問題。調研表明，公選成本的投入雖然很高，但實際產出也很高(即效果很好)。這種效果，不僅反映在經濟方面，更重要的是體現在社會政治方面。
1、縱觀中外民主政治演進的歷史，任何民主舉措的實現都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眾所周知，西方當代的民主政治，起源於古希臘和羅馬的古代城邦民主制。發展到現在，以資本主義國家民主政治運用比較典型的美國為例，在建國200多年的歷史中能基本保持穩定，使社會經濟有序發展，成為當今世界上第一號經濟強國，這與其一套發達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有聯繫。但是，這套民主政治制度是要付出相當大代價的。我們且不說西方文官制度實行的政務類選任制，業務類考任制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僅以美國的總統選舉為例，據報載，XX年大選就花去30億美元。政治市場上的競選和商品市場上的競爭如出一撤，只有讓消費者知道自己的產品，才能讓消費者購買，這種知道的過程--即廣而告之的過程都是要有代價的。
中國古代社會的太古時期，由於生產力水平很低，大家共同勞動，所有成員一律平等，民主精神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部落聯盟酋長的產生方式是禪讓制，這是我國最初萌芽狀態的官吏制度。商夏時期，我國進入奴隸制社會，官吏的選拔由原始民主制演變成了世襲制。封建社會的秦漢時期，實行的是”保舉制”、”察舉制”。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實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從隋唐至清末1300多年一直實行的是”科舉制”。科舉制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影響和貢獻是極其深遠的，它給中國古代社會留下的痕跡在今天看來仍有許多積極意義。可以講，現在我國在幹部管理中引入的競爭機制包括公選工作中的有些環節在一定程度上，其實也是科舉制度中考試競爭做法的傳承和發展。
近代中國的民主政治發端於19XX年的辛亥革謬。辛亥革命以後，民主共和的思想逐漸深入人心，但是中國人民也為此付出了十分慘重的代價。民初政治舞台上，黨派林立、國會頻繁更迭，使人眼花繚亂，國務總理走馬燈似地更換。據統計，1912年3月至1928年6月的17年中，內閣更替43次。總統、總理登台亮相幾十人，當時的中國老百姓對這種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台的民主政治搖頭嘆息。這可算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演練，是對中國百姓民主政治的啟蒙，也是一種民主的代價。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抗戰時期的延安，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在這樣嚴酷的環境下，1941年陝甘寧邊區舉行了普遍競眩為此，我們黨注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和財力。這表明民主政治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無產階級也可以有自己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