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集釋》附錄三辨偽文字輯略

二十四、楊伯峻“列子”著述年代考

楊伯峻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鑑定中國古籍寫作年代的一個實例──“列子”著述年代考

（一）

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鑑定中國古籍的真偽以及它的寫作年代應該是科學方法之一。這道理是容易明白的。生在某一時代的人，他的思想活動不能不以當日的語言為基礎，誰也不能擺脫他所處時代的語言的影響。儘管古書的偽造者在竭盡全力地向古人學舌，務使他的偽造品足以亂真，但在搖筆成文的時候，無論如何仍然不可能完全阻止當日的語言的向筆底侵襲。這種侵襲不但是不自覺的，甚至有時是不可能自覺的。因為極端謹慎地運用語言，避免在語言上靈出作偽的痕跡，這一種觀念未必是所有古書的偽造者人人都具有的，或者非常敏感地、強烈地具有的。縱使這一種觀念是他們都具有的，甚至非常敏感地、強烈地具有的，然而那些古書的偽造者未必是，也難以是漢語史專家，精通每一詞、每一詞義、每一語法形式的歷史沿革，能夠選擇恰合於所偽的時代的語言，避免產生在那所偽的時代以後的語言。這種能力和高度的自覺性都不是古人所能完全具有的。縱是有，也都不能完全阻止他所處時代的語言的向筆底侵襲。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如果我們精通漢語史，任何一部偽造的古籍，不管偽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語言上找出他的破綻來。我們根據這些破綻，便可以判明它是偽書，甚至鑑定它的寫作年代。所以我說，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鑑定古籍是科學方法之一。可惜的是，這一種方法並未被以前的學者所高度重視，廣泛地、充分地運用。雖然如此，凡真能科學地運用這一方法的，其所得結論經常是正確的，並且是使任何狡辯者所無法逞其狡辯的。我可以舉出前人關於“老子”一書的辯偽情況作為例子。

“老子”的寫作年代在孔子以前，還是以後；在春秋，還是在戰國，這是一個爭論很多的問題。梁任公（啟超）先生寫了一篇論“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的文章，發表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到十七日的北京晨報副刊，系統地提出了許多論證。不久，張怡蓀（煦）先生用法官的口吻寫了一篇文章來反駁，題為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一案判決書，發表於同年同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的同一刊物上。這兩篇文章後來又同被收入於古史辨第四冊。梁任公先生所提出來的論證，只有極少數是難以成立的；但是張怡蓀先生都逞其“辯才無礙”的口才，極盡狡辯之能事。縱是如此，仍然有一條不能不被張先生所接受，所承認。這一條正是從漢語詞彙史來論證的。梁先生說：

還有“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這種官名，都是戰國的，前人已經說過了：這是第六件可疑。

梁先生其他的從老子履歷、從老子子孫世系、從老子與其他古書的比較、從老子一書所體現的思想以及由此思想所體現的社會情況所論證的若干條，縱然振振有詞，張先生仍然可以“辯才無礙”。只是這一條，張先生卻難以強詞奪理了，不能不說：

老子一書，有人考過其中文字多有竄亂。……前人已經見到“偏將軍”、“上將軍”是雜入之註疏，不成問題。

“偏將軍”和“上將軍”這種官名為春秋所無，僅通行於戰國，這一事實，誰也不能不承認。但為什麼卻出現於所謂春秋時的作品老子一書中呢？因此只能得出兩種結論中的任何一種。這兩種結論，一種是老子不是春秋時代的書，而是戰國時代的書。一種是老子一書多經竄亂。張先生只能在這兩種結論中任取一種，無法同時避免。“兩害相權取其輕”，於是被逼地承認了後一種。由此可以肯定，從語言史的角度來鑑定古書，方法是科學的，正確的論證是具有高度的說服力的。這裏不過是略舉一隅以見例吧了。古人也曾經偶爾運用過這一方法。譬如程廷祚的論證尚書大禹謨之為偽古文，便曾從“道德”兩字的詞義沿革來考察（見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卷三）。到後來，又有發展，如王靜安（國維）先生的考證商頌是宗周中葉以後的作品（見觀堂集林卷二），郭沫若先生的懷疑尚書中的某些篇（見金文叢考中的金文所無考），主要論證都是從語言上著眼的。從語言上著眼，不僅可以鑑別古籍的真偽，審定它的寫作年代，還可以從方言的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貫或者國別。前人也有運用這一方法的，如清人江永和郭沫若先生的論定考工記為春秋時代齊國的書籍（江說見其所著周禮疑義舉要，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七十四曾加徵引並且加了“江說近是”的案語；郭說見其所著考工記的年代與國別，最初發表於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中，後來又收入於天地玄黃中），他們的論證既很堅強，因之結論自然正確。至於瑞典人高本漢（be－rnhardkarlgren）的左傳真偽考，雖然也是從語言上，尤其是語法上立言，表面看來很科學化，其實是從他主觀的假設上立論的。如果他那假設不可靠，也就是前提不可靠，結論自然難以站得住腳了。所以又當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