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綱要”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導制度，但該任務尚未完成。中國建立案例指導制符合兩大法系的融合趨勢，具備司法的案例傳統、法院的實踐經驗等有利基礎，但也面臨操作性和體制性困難，如存在可能衝擊立法權的擔憂。實際上，案例指導制旨在彌補成文法的不足，確立統一的司法標準，降低地方差異對司法的不當影響並規範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只是立法陰影下適度的能動司法，只要法律適用堅持成文法優先、指導性案例為補充，就不會導致司法權衝擊立法權。指導性案例的效力是關鍵問題，當前應賦予其事實上的拘束力，而不作為正式的法律淵源。制度建設應堅持“兩步走”：當下的直接目標是化解較為嚴重的“同案不同判”現象，並重視案例指導制運行條件的培育，如完善判決公開制度、建立判例彙編和發布平台等；長遠而言應全方位、多層次挖掘其功能，實現司法靈活性與立法嚴謹性的結合，促進司法統一。
（四）建立健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轉型時期的衝突頻繁發生，並日益呈現多樣化、複雜化、擴大化、激烈化等特徵，通過適當途徑及時有效化解糾紛成為國家和社會的重大任務。從20世紀末開始，特別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出以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日益受到重視。，中央政法委與全國人大法工委牽頭，最高人民法院、國務院法制辦、法務部等共同參與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項目啟動。，最高人民法院將其作為年度重點改革項目，倡導各級法院積極探索。，“三五綱要”將其列為“健全司法為民工作機制”的重要內容，力求打造“黨委領導、政府支持、多方參與、司法推動”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並將調解作為重中之重，提出“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司法政策，出台《關於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積極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實踐探索。
——“調解優先、調判結合”。19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後期，伴隨法治的成長，調解為法治中心的觀念所抑制而受到輕視，效用明顯下降。21世紀初，由於法院案件壓力增大、“建設和諧社會”目標的提出等原因，調解的功能重獲重視。-，最高人民法院相繼頒布《關於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定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關於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法務部頒行《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提出“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十六字方針。，《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提出“調解優先，調判結合”，7月全國法院調解工作經驗交流會予以重申。
調解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占據核心地位，其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目前有關調解的司法政策有過度重視之嫌，可能導致權利打折、規則缺失和司法權威的削弱。實踐中，部分法院為迎合上級、追求“政績”，進一步放大了“調解優先”的負面效應：調解被簡單地與“和諧”、“為民”相等同；調解率成為法院、庭室、法官個人績效考核的重要指標；不少法院過於強調立案調解、庭前調解，倡導建立多次、多輪、多級的調解機制；重複調解、久調不決等情形增多；少數法院甚至宣稱創造了“零判決”等。這導致部分學者甚至司法人員產生司法改革正在倒退的擔憂，法院畢竟不是“調解院”。有必要區分法院內外的調解，法院外調解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法院調解則應適度，“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解優先”的司法政策和調解率的硬性要求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