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良性互動的民意溝通機制既是踐行司法為民、推進司法民主的關鍵，也是落實司法公開、最佳化司法決策、提升司法效果的重要保障，有利於促進司法廉潔、提升司法公信。司法與民意的溝通應注意：第一，民意的反映、整理和吸納應逐漸制度化、規範化，既拓寬民眾的表達渠道，也形成理性的民意甄別和回應機制。正義網等媒體建立輿情監測系統，藉助軟體進行輿情監測和分析的做法值得借鑑。第二，發現真實的民意並將其轉化為司法決策的參考因素，但須注意保持民意影響與審判獨立的平衡。第三，通過民意溝通機制釋放民眾不滿，合理引導民意，維護法治。例如，年初彭北京訴諸決鬥事件，因法院利用各種方式澄清真相併加強宣傳，事件得以較快平息。而鄧玉嬌案，即使法院迎合民意作出輕判，仍遭遇強烈質疑。其實，民眾並非一定要追求特定的審判結果，而是期望司法的公開、透明和公正。草率的審判會導致司法過程缺乏正當性，而法院簡單地屈從民意、不作理性回應將進一步削弱司法權威，加劇民眾對司法的不信任。故應加強民意溝通、司法公開、判決說理、司法民主等制度建設，在維護司法權威和法治原則的基礎上尊重並對民意進行理性引導。
——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該制度是司法救助制度的重要部分，落實人權保障的重要方面。當下中國處於刑事案件高發期，刑事被害人已形成一個龐大群體，他們中80%以上無法從被告人方獲得賠償，引發了較嚴重的社會問題。《關於進一步加強刑事審判工作的決定》、《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和“三五綱要”都明確提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3月，中央政法委會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八個單位制定下發《關於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見》，規定救助工作的管理主體、程式、標準、與社會救助的關係，明確了救助實施機構、經費來源、救助範圍、條件、標準及救助程式，各地救助資金由地方各級政府財政統籌安排並鼓勵社會捐助，公檢法可就各自所轄刑事案件向當地政法委提出被害人救助申請，由政法委統一審批。目前，全國半數以上省份制定了實施辦法。如雲南出台《涉訴特困人員救助辦法》，建立政府主導、法院推動、民政和社保、衛生等部門相銜接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機制（及執行救助機制），形成“救濟＋低保＋醫保＋就業救助＋住房救助”的全面救助方式；常州法院構建保障被害人訴訟參與、關注被害人物質損失、撫慰被害人心靈創傷、促進被告人主動賠償並以司法救助基金為補充的救助機制。
該意見及各地法院的積極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實現有效的司法救助，撫慰、緩解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身心創傷及經濟困境，使其恢復正常生活，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建立穩定可靠的資金來源是該制度得以正常運行和穩定發展的關鍵。目前，各地被害人救助資金的來源有所不同。福州、珠海等地由財政撥款；台州等地集聚了政府撥款、社會捐贈、基金孳息和其他資金；部分試點地方尚無穩定的資金來源，依靠幹警、社會捐贈或者向財政、民政部門爭取單項經費。中央與地方應積極展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探索實踐，尤其應研究解決經費保障問題。地方保障只是一個方面，中央應加大投入力度，逐步建立中央主導、地方支持、社會參與的救濟基金籌措模式。目前，該制度的發展完善可與刑事和解的改革探索相結合，並考慮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納入立法。長遠而言，應有條件、分階段過渡到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但這一制度的完善涉及司法權配置、救助基金籌措、社會保障體制等難題，可謂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