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司法公開。《關於司法公開的六項規定》明確要求立案、庭審、執行、聽證、文書、審務必須依法、及時和全面公開，並試圖建立過問案件登記、說情干擾警示、監督情況通報等制度。總體而言，該規定擴大了司法公開範圍，拓寬了司法公開渠道，有利於統一各地法院的公開舉措，保障民眾對審判、執行等法院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規範司法行為，保障司法公正。但“過問公開”等制度只是當下審判獨立遭遇太多干預的無奈舉措，作為極具中國特色的做法，實踐中也曾成為維護審判獨立的策略和壓力轉移機制，但納入正式制度後其效果必然有限，它們無法抵擋對司法的體制性干預，最多只會使“過問”、“說情”等採取更隱秘的方式。審判公開是1980年代末以來中國司法改革的切入點，也一直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隨著傳媒的迅猛發展，諸如蕪湖中院“關門審判”等司法不公和暗箱操作的曝光，民眾對司法透明的要求日益強烈，完善司法公開制度成為回應社會需求的重要方面。的司法公開改革措施，從庭審公開擴展到全方位的司法公開，從過程公開為主到過程與結果公開相結合，從權力實施轉向作為訴訟權利和民主權利保障的司法公開。但這項規定能否全面落實並取得良好效果，仍有待觀察。
在大力強化司法公開的前提下，也應注意：第一，司法公開本身並非目的，而是實現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的手段。司法不應為公開而公開，公開的內容和程度應考慮司法規律、民眾需求、當事人訴權及隱私保護、影響法院形象及公信的因素等。第二，不應對司法公開的功能期待過高。司法公開強調過程與結果的公開，但司法運作還存在一套非正式規則，若不解決這一問題，司法無論多么公開透明，也很難提升司法公信。第三，司法公開與司法公信互相促進，除強調各種司法公開的技術性規則外，特別要從當下司法公信和權威失落的根本原因入手解決問題。司法公開不僅是對民眾司法需求的滿足，也是培育民眾法治意識和司法公信的重要途徑。第四，保障當事人和民眾對司法公開“技術”的接近。第五，儘管改革措施較為先進，但仍不夠具體明確，實踐中還需進一步探索，而且關鍵在於貫徹落實。
——協調司法與媒體的關係。《關於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規範了媒體旁聽和採訪報導制度，明確了法院新聞宣傳的統一管理部門和對外口徑，建立了法院與媒體及其主管部門固定的溝通聯絡機制，強調法院為媒體採訪提供便利，也規定了媒體的責任。法院應重視媒體的作用，不限制採訪並積極提供必要協助，但無需過於遷就媒體，審判場所座席不足應優先保證媒體的需要但不必設立媒體席；媒體應遵守相關紀律和職業道德，真實客觀地報導案件，違法應承擔相應責任。該規定遠不能達到目標，而只是促進司法與媒體良性互動的一項努力，在某種意義上還顯露出法院面對媒體一定程度的“自衛”姿態，特別是第九條有關媒體責任的規定引發了限制媒體報導的擔憂，甚至有超越法院職權範圍之嫌。如何促進兩者的良性互動，既杜絕媒體審判又保證新聞自由，仍需在不斷發現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逐漸磨合。此外，3.84億網民匯成的網路輿情對司法的影響越來越大，既保持司法中立又考慮網路輿情成為司法機關必須面對的難題。該規定未考慮網路輿情是一個重大缺陷。而無論面對媒體監督還是網路輿情，確保司法公正、加強司法公開、及時溝通回應皆是法院實現與媒體、網路良性互動的主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