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按《紀年》：……（燕）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 命邑為諸侯。《史記·燕世家》索隱
案：《存真》、《輯校》列於晉烈公九年，《訂補》云：‘當在晉烈公十三年。’案應列於魏文侯四十三年。
《太平御覽》卷八七九引《史記》云：‘晉烈公二十三年，（詩銘案：《存真》、《輯校》作‘二十二年’，未詳何據。）國大風，晝昏，自旦至中。明年，太子喜出奔也。’《存真》、《輯校》入輯，以‘今《史記》無此文，當出《紀年》’。《輯校》云：‘《史記·晉世家》索隱引《紀年》：“魏武侯以晉桓公十九年卒。”以武侯之年推之，則烈公當卒於是年。（詩銘案：即二十二年。）烈公既卒，明年，大子喜出奔，立桓公，後二十年為三家所遷。是當時以桓公為未成君，故《紀年》用晉紀元蓋訖烈公。明年，桓公元年，即魏武侯之八年，則以魏紀元矣。《御覽》引晉烈公二十二年，知《紀年》用晉紀元訖於烈公之卒。《史記》索隱引魏武侯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而無七年以前年數，知《紀年》以魏紀元自武侯八年後始矣。’《輯校》以《御覽》所引《史記》為晉紀最後一條，其下即為魏紀。《存真》亦引《史記》此條，云：‘誤衍一“二”字。’列於晉烈公十二年，因以魏紀始於武侯元年’。案所引《史記》決非《紀年》，原作‘二十三年’亦非‘二十二年’，詳本書附錄，不足以證魏紀起於何時。《晉書·束皙傳》：‘三家分［晉］，仍述魏事。’束皙親預整理之役，當以其言為可據，魏紀應始於晉烈公十三年，即本條燕簡公十三年‘三晉命邑為諸侯’條。此說本甚分明，然以《存真》、《輯校》誤系此條於晉烈公九年，復見其後尚有烈公十一年、十二年諸條，遂避而不論，徒兢兢於魏武侯元年或八年為魏紀始年之爭。至於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所謂‘晉國滅，獨記魏事’，蓋以晉桓公之前，《紀年》仍記晉事，以後方獨記魏事，與諸書所引《紀年》之文亦合。《紀年》魏紀應從魏文侯四十三年開始，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晉烈公十三年，即《資治通鑑》之第一年，舊時所謂戰國之始。
［二］《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索隱
案：《存真》列於晉烈公十二年，蓋誤以齊宣公卒年當烈公七年，見上。《輯校》改列於烈公十六年，是。此應列於魏文侯四十六年。
［三］《紀年》云：（魏文侯）五十年卒。《史記·魏世家》索隱
案《存真》、《輯校》列於晉烈公十五年，誤。案文侯初立在晉敬公六年，逾年改元，為敬公七年。敬公在位十八年，幽公亦十八年，合共三十六年，減六年則為三十年，是烈公元年為文侯之三十一年。由此下推十九年，文侯五十年卒時應在烈公二十年。
［四］按《紀年》云：（魏）武侯元年，封公子緩。 《史記·魏世家》索隱
案：《存真》云：‘公子緩，武侯之子、惠成王之弟公仲緩也。’列於魏武侯元年。《輯校》以為系‘當作惠成王元年’，改列該年，非是，詳後。
［五］《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史記·魏世家》索隱
［六］《紀年》云：……（秦）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史記·秦本紀》索隱
王劭按：《紀年》云：……（秦）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史記·秦始皇本紀》索隱
案：《訂補》引《秦始皇本紀》索隱，誤為‘集解’，又改敬公立十三年’為‘十二年’，（諸本皆作‘十三年’，見《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卷六。）期與《秦本紀》索隱合。實則所謂‘十二年卒’，自敬公即位次年改元起算；所謂‘敬公立十三年’，乃自即位之年起算。十二年或十三年乃計算方法之異。《存真》列於魏武侯三年，《輯校》列於晉烈公十八年。案應列於魏武侯二年，當晉烈公二十二年。
［七］《紀年》以孝公為桓公。《史記·晉世家》索隱
案：《史記·晉世家》：‘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索隱：‘《系本》云：孝公傾。《紀年》以孝公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侯。’《存真》據此作‘【（魏武侯）七年，晉烈公卒，次桓公立】’，云：‘桓公，《韓非子》作桓侯，《世本》作孝公傾，見《史記》索隱。’《輯校》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