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魏紀

［八九］《紀年》云：與魏戰岸門。《史記·秦本紀》索隱

案：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卷五０云：‘《秦本紀》：“孝公二十二年，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索隱曰：“《紀年》云：與魏戰岸門。此雲雁門，恐聲誤也。”’補為‘秦與魏戰岸門’。洪頤烜《校正竹書紀年》卷下、郝懿行《竹書紀年校正》卷一四、林春溥《竹書紀年補證》卷四同。雷學淇《考訂竹書紀年》卷六作‘與秦戰岸門’，改‘魏’為‘秦’，《存真》、《輯校》同。《史記·六國年表》秦孝公二十三年‘與晉戰岸門’，當惠成王三十二年，《考訂》、《存真》、《輯校》系年據此。案應為惠成王三十一年。

［九０］《竹書紀年》曰：秦蘇胡率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於酸水。《水經·濟水注》

案：《存真》列於惠成王三十二年，云：‘此未詳何年事。’《輯校》附於‘無年世可系者’。現姑從《存真》列此。

［九一］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春秋經傳集解後序》

《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史記·孝文本紀》索隱

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史記·魏世家》集解

按《紀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史記·魏世家》索隱

《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史記·魏世家》索隱

案《紀年》：……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索隱

《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改為後元也。《史記·孟嘗君列傳》索隱

《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通鑑外紀》卷二

案：《史記·魏世家》集解、索隱所引作‘惠成王十七年卒’，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作‘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魏世家》集解之語，出自荀勖，為《紀年》整理考釋之直接參與者，杜預亦曾親見竹書，二人之語當非臆說。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卷一既引《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又引《魏世家》集解，主杜預說。《存真》、《輯校》亦從杜說，列惠成王一至三十六年，又列後元一至十六年，注亦僅引《後序》。雷學淇《考訂竹書紀年》卷六以惠成三十六年當年改元稱一年，其卒則在十七年，云：‘案杜與荀、和同時，得見《竹書》，不應言有同異，《後序》“十六年”，“六”字自是“七”字之訛，乃鈔錄鈐刻者有誤也。……今從和氏說校正。’雷氏改‘六’為‘七’以牽就集解引文，實從荀勖之說。二說之歧異，一為三十六年之次年改元，一為當年改元。案《魏世家》集解云：‘荀勖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並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此蓋節錄荀勖《紀年敘錄》之文。《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云：‘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荀、杜皆用《紀年》以校正《史記》，以《史記》之惠王三十六年為前元，襄王之十六年實為惠王之後元，並無歧異。所不同者，惟一作惠成十七年卒，一作十六年卒而已。案惠成王三十六年采惠施之策，率諸侯朝齊威王於徐州，互尊為王，即所謂‘徐州相王’，見《史記·六國年表》，惠王改元之故實萌於此。其時慣例，如非特殊理由（即不承認前王，如奪位等事），皆逾年改元，惠成王以徐州相王而改元，具有慶祝之意，決無當年改元之理。此事可由秦惠文王之更元為證。《史記·秦本紀》：‘（秦惠文君）十三年四月戊午，秦君為王，韓亦為王。（詩銘案：‘秦’原作‘魏’，據《史記志疑》說改。）……十四年，更為元年。’秦惠文王十三年稱王，十四年更元。案《周本紀》曰：‘（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云：‘乃秦惠十三年也，秦惠在位二十七年，改十四年為元年，豈非以稱王之故歟。’荀、杜之異，疑因計算方法不同所致，如從惠成王三十六年稱王、決定改元時起算，其卒應為此後之十七年。以荀勖語較含糊，疑有訛舛，‘改元後十七年卒’之‘改元’二字，似涉前‘改元稱一年’而衍，（索隱所引‘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即無‘改元’二字。）所謂‘後十七年卒’，實自三十六年起計算，與《後序》所錄《紀年》原文十六年，惠成王卒，其間似無矛盾。現從《春秋經傳集解後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