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我追求
1858年，瑞典的一個富豪人家生下了一個女兒。然而不久，孩子染患了一種無法解釋的癱瘓症，喪失了走路的能力。
一次，女孩和家人一起乘船旅行。船長的太太給孩子講船長有一隻天堂鳥。孩子被這隻鳥的描述迷住了，極想親自看一看。於是保姆把孩子留在甲板上，自己去找船長。孩子耐不住性子等待，她要求船上的服務生立即帶她去看天堂鳥。那服務生並不知道她的腿不能走路，而只顧帶著她一道去看那隻美麗的小鳥。奇蹟發生了，孩子因為過度地渴望，竟忘我地拉住服務生的手，慢慢地走了起來。從此，孩子的病便痊癒了。女孩子長大後，又忘我地投入到文學創作中，最後成為第一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女性，她就是茜爾瑪·拉格蘿芙。
（摘自《年輕人》第2期作者佚名）
關心總統的私事就是關心自己
《環球時報》2月7日刊登牟丕志撰寫的文章說，這幾年，柯林頓又風光起來，媒體對他也是褒獎有加。他在任總統期間，鬧出的緋聞是舉世矚目的熱點，幾乎家喻戶曉。柯林頓也從此麻煩纏身，尷尬得很。中國人大多是以看熱鬧的心態看待這種事。
問題恰恰出在這裡，美國人認為總統的隱私不僅僅是個人隱私，總統大權在握，一言一行關係著千千萬萬人的切身利益。總統的個人問題就是大家的問題，柯林頓既然當了總統，擔負起治理國家的使命，對他的要求就得苛刻些。一般老百姓的“性醜聞”，美國人就不那么當回事；柯林頓是總統，總統的道德問題對這個國家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老百姓這么想，司法、監督部門也不敢怠慢，正式傳喚柯林頓，柯林頓只得乖乖地按時出庭，最後在確鑿的證據面前“招”了。
我覺得，美國人在這個問題上並非小題大做，並非獵奇、製造新聞，也不像有人說的那樣是把“屎盆子往自己頭上扣”。美國人是極其聰明的，他們善於運用自己的民主權利，維護自己的利益。試想，假如一個總統道德上靠不住，吃虧的還是老百姓！老百姓關心總統的隱私，實質是關心自己。
哲理並非放之四海皆準
有這樣兩口子，第一次吵架，她心裡就隱約出現“離婚”。只是她聽說，幸福之家是吵架聲比鄰居低一些的家庭，因此才沒把這點小彆扭放在心上。
第二次吵後兩人開始冷戰，在咬牙切齒和無所適從中，她發現雜誌中有這么一句話：一幢因地基沒打牢而發現裂痕的房子，你是修補還是拆掉？一樁有裂痕的婚姻，你是維修還是摧毀？修補瀕於破裂的婚姻，比摧毀它要困難得多。
不知過了多久，他倆又吵架了，她把“離婚”明明白白地提出來，且很快地到法院遞了訴狀。不久，她又從報上看到一段話：婚姻是件瓷器，做起來困難打碎容易，然而收拾好滿地碎片卻是件不易的事。她的心好像被鞭子抽了一下。婚後幾年裡，丈夫的習性、噪音和特殊的愛好已深深地烙在心中。如果分離，這些記憶的碎片該如何清理？不知“危房理論”和“瓷器說”哪一個正確，她幾乎被弄昏了頭。
最後她終於明白，任何婚姻理論，都是抽象的，它們都是從某一角度看問題的，因此難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哲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甚至超過某一範圍，它就會變成謬誤。
（摘自《東方女性》第1期作者袁建剛）
摔門
3樓住著4戶人家。這天颳風，“301”回家關門時，不小心用力過猛，加之風大，防盜門“砰”地發出一聲巨響。恰巧“302”開門外出，被嚇了一跳，一氣之下重重地摔上防盜門。摔門聲驚醒了正做美夢的“303”，不知發生了何事，開門一看，天下太平，便罵了一句，狠狠地摔上防盜門。此時歸來的“304”多心是鄰居摔自己，甚怒，遂玩命摔上防盜門，“砰”的一聲，分貝超過前三聲。
幾天來，這3家的摔門聲此起彼伏，一聲響過一聲。莫名其妙的“301”心理不平衡了：這3家都這樣解氣地摔門，我要輕輕關門，那也太吃虧了，我也摔吧。
許多年過去了，現在的4戶人家已經不是當初的那4戶了，但摔門的“習慣”依舊。
（摘自《秋光》第1期作者史東方）
獨立的青春
菲利普是老貴族後裔，家裡很有錢。但我認識他卻在巴黎左岸拉丁區一個有點破敗的小閣樓里。他從大一開始就住在那裡，一住六年。六年來他一直在索邦上學，現在是藝術史博士。他置身於彈丸之地，他說，等找份拿全薪的工作，貸款買間大點兒的。我心想，再大，恐怕也比不了古堡里堆放雜物的頂樓間。菲利普一眼洞穿我的心思，說，沒錯，我父母的家是有錢，可錢再多也是他們的，對我沒有任何意義，我是我，我的生活只能靠自己設定。他一副本來如此的淡定，反讓我覺得自己的疑惑不那么順理成章了。
漂亮的萊雅出身下層，卻與菲利普殊途同歸。她是讀到大二輟學，暫時來法語培訓中心打工的，等攢足一筆錢，還會回校繼續學業。萊雅如果留在父母家，也是能把大學念完的。但她不願意。像許多法國青年一樣，她高中畢業會考後就卷了行李直奔巴黎而去。法國一般大學只收註冊費，但房租卻是一項逃不掉的開支，巴黎尤其昂貴。她住進政府補助的學生公寓，靠課餘給人做家教支撐這份已經降了一半的房租和生活費，最終難以為繼。萊雅年輕輕的臉上總有抹不去的倦意，她是用積累倦意來積累獨立的本錢，她嘻笑著說，其實青春就是窮。
青春等於窮，果然是嗎？窮是因為獨立，獨立則包含自由與征服。記得我曾經的學生阿歷山大說過一句話：留在父母身邊，你就像幸福的囚徒失去了自由——塑造你自己的自由。
（摘自2月18日《文匯報》作者魯娃）
糟糕透頂之後
海難中唯一的一個倖存者被海水衝到了一個無人小島上。他每天到海邊遙望是否有船隻經過，但是經常失望而歸。無奈中，他用海上的浮板建造了一所小房子來遮風擋雨和存放他僅有的一些物品。
有一天，當他找到食物回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小房子著火了，濃煙直衝天際，所有的財產付之一炬。他悲痛欲絕，大喊：“老天，你為何如此對我！”發泄了一番後，他就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第二天一早，他被一陣嘈雜的聲音驚醒，原來是一條船停靠在小島旁，而且是來救他的。
他連忙問他們：“你們怎么知道我在這裡？”
他們回答：“因為我們看到了你放的煙火信號。”
所以，不管情況變得多糟糕，我們都不要失去信心。總會有時來運轉的機會。
（摘自2月18日《環球時報》郭言編譯）
《四郎探母》顯示文化的力量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可能找得出100個方式來回答“文化為什麼重要？”這個問題，但是我可以從一場戲說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別帶了85歲的父親去聽。當戲中演到楊四郎深夜潛回宋營探望老母，跪在地上對母親痛哭失聲：“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父親有點兒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父親16歲那年，在湖南衡山鄉下，挑了兩個空竹簍到市場去，準備幫母親買菜，路上被國民黨軍隊抓了壯丁。此後，在戰爭的炮火聲中輾轉流離，在兩岸的鬥爭對峙中倉皇度日，70度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見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
謝幕以後，人們紛紛站起來，我才發現，啊，四周多的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著輪椅。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裡還有淚光。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沉默中仿佛已經交換了一組密碼。是曲終人散的時候，這些互不相識的人變成了一個關係緊密、溫情脈脈的群體。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串起來成為社會。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粘合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