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說，就從那一刻起，她的父親猛地就醒悟了許多事情，凡事都三思而後行了，於是也就很快地從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退了出來，更沒有參加過任何形式的打砸搶……
“文革”結束不久，由於她父親在運動期間的清白正直，很快就被提拔到了領導崗位上。然而，令我這位朋友引以為豪的，並不是她父親的職位，而是她父親的為人。
（摘自1月21日《合肥晚報》作者吳營洲）
工作到102歲
貝時璋先生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譽所長，還是細胞重建研究組組長。貝先生今年102歲，工作依然是他每天最快樂的事情。
貝先生92歲之前，每天都堅持去實驗室上班。
自從夫人去世後，他改在家裡工作，算是開始了老年生活。他工作生活有規律、飲食起居有條理，就自己的能力所及儘量減少別人的負擔，一些事情親自動手，儘量自理。
貝先生目前在做的工作主要有兩件。一件是繼續對他建立的“細胞重建學說”重要生命科學課題，進行深入的理論探索與研究，貝先生把這件工作稱為“備忘錄”。另一件，是回顧和總吉他從事科研和教學80年的心得體會與經驗，貝先生把這件工作稱作“回憶錄”。
來貝先生家的客人不少，有各級領導，有親戚朋友，有學生同事，甚至外賓，他並不感到孤獨和寂寞。
（摘自1月20日《北京日報》作者王谷岩）
最難的學問
一名年輕人興沖沖地向他的老師講述自己的出遊經歷：“最近，我在喜馬拉雅遇見一位睿智的老人，他能看到不可預測的未來，還把自己的這套絕學傳授給了弟子。先生，您也懂這個嗎？我真想學。”
“每個人都懂呀。”老師平靜地說，“真正困難的學問不是這個。”
“那是什麼？”年輕人不解。“先生，還有比未卜先知更高深的學問？”
“飛翔的鳥兒，蔥鬱的林木，人人都能張眼即見，但你看得見自己的睫毛嗎？它可是就在你的眼前啊。所以，我要教給弟子的，不是讓他們預見朦朧的未來，而是看清鮮活的現在。”
（摘自1月21日《環球時報》汪新華編譯）
戴高樂與弱智女兒
法國前總統戴高樂的女兒小安娜生下來就是一個弱智孩子。為了使安娜生活在一個更祥和、無人打擾的環境裡，戴高樂夫婦節衣縮食購買了一處環境優美的住宅。小安娜逐漸長大，每天飯後，戴高樂總拉著女兒的手圍著花園靜靜地散步，給她講各種故事、唱一些快樂的歌兒。
有一次，小安娜不知為什麼總是哭哭啼啼，不愛吃飯，也不願睡覺，戴高樂想了很多辦法哄女兒，可怎么也哄不好。戴高樂想既然哄不好她，那就分散她的注意力吧，於是他手舞足蹈地亂比畫一氣，誰想小安娜竟看著戴高樂不哭了。戴高樂以為女兒的情緒好了，高興極了，誰想他一放下手，小安娜又哇哇大哭起來。戴高樂立刻又充滿激情地舞動起來，這次他不是亂舞，而是有情節，有表情，像是啞劇，看得小安娜發出咯咯的笑聲。戴高樂也笑了，要知道讓這樣一個孩子發出幸福的笑聲是多么不容易啊！
多少年如一日，戴高樂陪伴女兒的時候，從來沒有急躁和厭煩過。安娜在即將歡度20周歲生日的時候，不幸被肝炎奪去了生命。安葬儀式結束後，戴高樂夫婦含著淚，站在女兒的墓前久久不願離去。天已經黑了，戴高樂才對妻子說：“走吧，親愛的，現在她已經和別人一樣了。”
（摘自《青年文摘·人物版》第2期作者文星）
思維一旦有了翅膀
去年去美國考察。美國中學數學課上，老師出了一道題：8減6是2，8加6也是2，有這種可能嗎？請給以證明。一位男生站起來作答：“數學上，8減6是2，但8加6也是2卻是不可能的。一個明顯不可能的問題作為可能被提出來，肯定有它的可能的因素，所以，數學上既然沒這種可能，生活和自然中肯定有這種可能，譬如，上午8點的6個小時之前是凌晨2點，6個小時之後是下午2點。”
我吃驚。
一種感覺上很清新的東西涮過我的腦袋，過後，產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認識：思維一旦有了翅膀，便沒有不可能的事。
（摘自《秋光》第1期作者竇文濤）
一流大學與一流國小
有朋友從日本訪問歸來，談起觀感，感慨最多的是參觀那裡的一些鄉村國小。他說，那裡不僅有寬敞明亮的教室，花木扶疏的操場，而且保健室、電教室、實驗室、手工室、標本室、圖書館、體育館、室內游泳池等一應俱全，簡直可與我們的大學設施媲美，堪稱“世界一流國小”。看著那些在美麗校園中愉快學習的孩子，他頓時明白了，這個一億多人的島國，何以經濟總量名列世界第二，何以近年來諾貝爾獎頻頻光顧……
一個科學合理的教育結構，本來就應當是一個穩重的金字塔型，而不該是它的倒置形狀。
基礎教育是人生至關重要的一個階段，凡是那些志向遠大、學有所成的人，幾乎無不在青少年時期受過良好的教育和薰陶。如果沒有堅實的基礎教育培養出大批優秀學生，光有豪華的“世界一流大學”，恐怕未必能培養出世界一流人才。因此筆者以為，與其超前重金打造那些華而不實的“世界一流大學”，不如實實在在地多建一些“一流國小”———特別是農村的一流國小。
（摘自1月27日《中國青年報》作者金羽）
貧窮不是理由
去年夏天，我在天安門廣場碰到了一對母子，兒子四十多歲，拉著一輛三輪車，母親就坐在車裡，他們的裝束很土，風塵僕僕，和周圍的光鮮格格不入。
我問男子：“你們從哪裡來的？”
男子說話聲音很輕，卻帶著滿滿的自豪：“山東。我騎三輪車來的！我娘一輩子最大的心愿是看看毛主席住過的地方，可是家裡太窮。眼看娘八十六歲了，再不出來，怕將來沒有機會了，我一咬牙就蹬車來了，騎了整整七天呢。”
我非常吃驚,問：“那你們睡哪呢？又吃什麼？”
“我娘睡車裡，我鋪褥子睡在車旁，呼嚕一會兒就來精神。臨出來時，媳婦烙了80個餅，還能吃回去。”
老太太一臉滿足地笑著，仿佛坐的是豪華林肯。
我的眼睛有點模糊。我們常藉口囊中羞澀，不能為父母盡孝。看到這對母子，我才發現：貧窮永遠不是理由。
（摘自《遼寧青年》第3期作者國國）
請幫忙繫上
中學時，我是住校生。我所就讀的中學要求學生自己帶米。
有一次返校，校車上人很少，我的旁邊只有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我把那袋米放在那年輕人旁邊的一個空位上，也許是因為疲勞，我一上車就昏昏入睡了。等我醒來，我發現不知何時，米袋口鬆開了，一粒粒的米順著袋口滾落下來，攤成一堆白色。當我失聲驚叫的時候，一個冷漠的眼神從旁邊斜射過來，我看見一張臉，寫滿不屑，仿佛在告訴我他看到了米滑落的整個過程。剎那間，我的整個肺都氣炸了，他怎么可以這樣漠不關心、見死不救？我蹲在那個年輕人的面前，用雙手一捧一捧地把米送回袋子。
此後，我一直被一種從未有過的憤怒和惘然所包圍，我開始懷疑一些東西，重新審視身邊的一切。
當我又一次回到家裡，講述那天車上的遭遇時，我余怒未消，用最醜惡的字眼來詛咒同車的那個年輕人。不料母親卻平靜地說：“孩子，你可以覺得委屈，甚至可以埋怨，但你沒有權利要求別人去承擔你自己的責任和過失；作為一位母親，我希望我的女兒在別人的米袋口鬆開時，能幫忙繫上。”
（摘自《中外文摘》第3期作者趙嵐）
心在烏雲上
一場突來的暴風雨，使我得到一句詩：“我的心在烏雲上面”，後來我把它寫進《地平線》。
這是一句普通的詩，卻來自乘飛機的經驗。航行在一定高度以上，俯望是一片鉛灰的雲層，明知它向下面的世界傾注著大雨，而舷窗外是幾乎伸手可觸、可又什麼都觸摸不到的藍天，纖塵不染，碧空如洗，凝重而空茫，那么均勻地充滿透明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