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特荷夫笑了，他風趣地告訴學生：“個體和群體的差異是無法靠想像來判斷的。當你在夏天的海灘邊，躺在沙灘上，盡情地往身上撒著細細的沙子，享受陽光和閒暇時，你不會想到每一顆沙子在顯微鏡下，會有那么多鋒利的尖角。”
（摘自2月4日《新民晚報》作者林永祥）
心態測試
炎熱的夏天，在英國一大型教堂里，牧師正在那裡布道，但由於長長的布道和悶熱的原因，許多教徒開始變得昏昏欲睡。可是，有一位紳士，他看上去卻精神抖擻。他腰背挺直，正專注地坐在那裡聽著牧師講道。
出了教堂，有人向這位紳士問道：“先生，每個人都在打瞌睡，為什麼你還能聽得那么認真呢？”
紳士微笑著說：“老實說，聽這樣的講道，我也很想打瞌睡。可我忽然想到，我何不把它用來試試自己的耐性呢？事實證明，我的耐性非常好。我想，以這種耐心去面對工作中
的各種困難，還有什麼不能解決呢？”
知道這位紳士是誰嗎？他就是後來鼎鼎有名的英國首相格萊斯頓。
曾聽過這樣一句話：世上沒有絕對不好的事情，只有絕對不好心態的人。想來也的確如此，想想一些連自己心態都調整不好的人，他們又怎么能處理好比這心態更為複雜的事情呢！
（摘自《涉世之初》第2期A刊作者中飛）
最佳方案
日本最大的一家化妝品公司發生了一起空肥皂盒事件。這家公司接到了一份投訴，一位顧客抱怨說他買的一盒肥皂是空的。於是，這家公司立刻停止了生產線，從包裝部門一直檢查到銷售部門，直到找出肥皂到底是在哪一環節遺失的。
經理要求工程師解決這個問題。很快，工程師設計了一個配備高解析度監視器的X光設備，它需要兩個人來監控通過生產線的肥皂盒，以保證其中沒有空盒。無疑，他們很成功，但幹得也很辛苦。
一家小型化妝品公司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但是一名普通雇員用另一種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沒有使用X光監視器，也沒有使用其他昂貴的設備，而是買了一個大功率的工業風扇。他把風扇擺在生產線旁，裝肥皂的盒子逐一在風扇前通過，只要有空盒便會被吹離生產線。
顯然，工程師很努力，但是小公司雇員的方法更巧妙。什麼比賣力地工作更好？就是更巧妙地工作。
（摘自2月4日《環球時報》劉俊成編譯）
日子過得快是一種感覺
又一年過去了，日子過得真快。日子過得快是一種感覺。事實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也不會少。那么這種感覺是怎么來的？
是“和諧”。是日子越過越好，心裡越來越放鬆，越來越不用警惕什麼、擔心什麼、怕什麼、揣測什麼、算計什麼……
以我個人對歲月而言，自幼最深的感覺不是光陰似箭，而是度日如年。為什麼度日如年，當然是不和諧，當然是日子不好過。
我三歲時就經歷了1957年反右，十二歲經歷了“文革”……從懂事就生活在心驚肉跳、充滿變數的環境裡。爸爸吳祖光，媽媽新鳳霞，兩位大名人給我帶來的是一種思想上高度的分裂。有人說他們是最好的人，有人說他們是最壞的人。我的意識整個被分裂。我爸、媽在家裡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莫名其妙”。連我爸媽都莫名其妙，我自然更加莫名其妙。
如今在國內國外、在朋友間，我逢人便講今天跟過去不能“同日而語”。我之所以如此的張揚，倒不是為了出名，我是為了告訴某些俗人，我已經被歧視了半輩子，不要再歧視我了。況且我這類子弟也不在少數。共產黨對我格外地關照。這除了看在我去世的父母面上，更重要的是共產黨的做法已經改善了。胡錦濤主席倡導的和諧、包容得到廣泛的落實。
回首滄桑話和諧，黨和人民，中國和世界太需要和諧與包容了，而包容是和諧的前提，如果連包容都不肯的話，哪來的和諧呢？中國如此，世界如此，概莫能外。
（摘自1月24日《學習時報》作者吳歡）
一種習慣
上了計程車，咔嚓一聲將安全帶繫上，這么小小的一個動作，就能看出這人是剛從國外回來的。
而我們在國內的人，就不把上車系安全帶當一回事呢。在國內坐計程車，通常情況下是計程車到了快要過路口的時候，司機才提醒乘客，請繫上你的安全帶。有的乘客就要問：“怎么系安全帶啊？”“不用真的繫上，你就往身上那么一搭就可以了。”司機不緊不慢地對乘客說。這時車子很快就通過了紅綠燈，乘客也就自然地把安全帶從自己的肩頭拿開。到了下一個路口，乘客不用司機再提醒，就主動將安全帶又往自己的肩頭那么一搭，等過了紅綠燈再拿下來。這樣幾個來回，直到乘客下車，很少有真的將安全帶繫上的。時間久了，無論是司機，還是乘客，誰也不會真正認真地對待系安全帶的問題。久而久之，我們乘車就養成了一種不良的習慣，誰也不認真地系安全帶。計程車坐位旁邊的安全帶，就仿佛成了舞台上的一個道具一樣的東西，只有過路口的時候，從座位底下拽出來用它擺擺樣子。
坐車系安全帶，看似是一件小事，一種習慣，但卻反映了東西方文化的差距。俗話說，針眼大的孔，能透過斗大的風。自覺遵紀守法，從一點一滴做起。只要從自己做起，並且養成一種習慣，我們的社會就會向著更加文明的時代進發。
（摘自2月3日《上海法治報》作者李延）
不可思議的美國忌語
在美國發生的事情有點不可思議。好像變戲法一樣，這個國家似乎沒有了殘疾人，沒有了胖子，沒有了盲人，沒有了黑人，也沒有了印第安人。這是為什麼？因為沒有人說這些詞語，因為這些詞語聽起來是對別人的“冒犯”。
現在，在公共場合說這些詞語幾乎成為一種罪行，電視上和廣播裡不能說，報紙上更不能說。美國媒體都在“自我審查”，迴避這些詞語。
例如，你不能把什麼也看不見的人稱為盲人，正確稱呼是“弱視者”。你不能說人家是矮子，應稱為“個子不高者”；也不能說人家是胖子，應稱為“身體寬大者”或“身體寬度弱勢者”。現在沒有“不誠實的”政治家，只能說“道德迷茫的”政治家；也沒有窮人，只能說“財政弱勢者”；也沒有老人，只能說“在歲月順序上排在前面的人”。對婦女不能稱“夫人”，也不能稱“小姐”，只能稱MS，它是介於夫人和小姐之間的稱謂。對在大街上招引嫖客的女子不能稱妓女，而要稱為“性工作者”；對在垃圾車上工作的清潔工人也不能稱“清潔工”了，現在的名稱是“衛生工程師”。
美國學校的課本對語言也小心翼翼，課本禁用語已經有了“黑名單”，甚至對此已經形成了一種審查制度。有人認為，這會影響到美國公共教育的質量。
（摘自《政府法制》半月刊2004年12月作者曉西）
不是廢話
在英國，所有的燈泡的包裝紙上都印著這樣一句警告：Donot put that object in to your mouth!意思是不要把燈泡放進口中！是不是有點搞笑？有誰會神經病地把燈泡塞進嘴裡？有一天，我和朋友談到這個問題。他突然很認真地告訴我，有本書上也這么說，原因是燈泡放進口中後便會卡住，無論如何都拿不出來。
但對此我十分懷疑：我認為燈泡表面十分光滑，如果可以放進口中，理論上也應該可以拿出來。回到家中，我拿起一個燈泡左思右想，始終覺得我的想法沒錯。本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精神，我決定證實一下。為此，我專門買了一瓶食油，以防卡住拿不出來。一切就緒後，我把燈泡放進口中，不用1秒鐘燈泡便滑入口中，照這樣看，要拿出來絕無問題。接著，我輕鬆地拉了燈泡一下，然後再加點力，又把口張大一些。媽媽呀，真的卡住拉不出來了！好在還有瓶油……30分鐘後，我倒了3/4瓶油，其中一半倒進了肚子，可那燈泡還是動也不動。我只好打電話求救，號碼摁了一半，才記起口中有個燈泡如何說話？只好向鄰居求助，我寫了張紙條便去找鄰居妹妹，她一見我就狂笑，笑得彎下腰還流口水。半小時後，她還是掙扎著幫我去叫了“的士”。司機一見我，也笑得前仰後合。在車上他不停地說我的口太小，還說如果是他，就沒問題。